这时，李书福心中造车的种子开始发芽。他四处咨询造车事宜。问县里县里说不行，造汽车得有许可证，问市里也是这样的答复。最后他来到了北京位于三里河的机械部。李书福在汽车处办公室门口等了很久，来了一个工作人员。
李书福毕恭毕敬的上前询问，“我们想造汽车，是不是你这里批的？”
“你要造汽车?你有多少钱?你有技术吗?”工作人员问。
面对不信任的询问，李书福壮着胆说自己有5000万元，技术可以请国外专家。但实际上他只有200万元。
工作人员没有接这个茬，又问，“你知不知道国家产业政策？”
“看见报上登了。”李书福老老实实地回答“看见了还干？”
随后，李书福问出了一句至今让他提起来就会大笑的话：“能挂靠吗？”
只是，这次，“挂靠”这个曾经伴李书福进入很多行业的法宝没有任何效用，在等了几分钟后，李书福发现，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再搭理他的意思。
李书福就这样被灰溜溜的赶了出来，但他的判断是，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富裕，政策放开是迟早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可以迂回前进。因此，和上次做冰箱遇到红灯就急刹车不同，这一次没有轻易放弃。
只是面对政策的坚冰，他选择了迂回前进，先从造摩托车开始。
还是一次闲聊中，摩托车走进了李书福的视野。和很多刚刚兴起的行业一样，当时的摩托车在中国开始活跃。在中国城镇和乡村的道路上，到处都可以看见后座装得像小山一般的摩托车。这些摩托车的来源，主要是与国外厂商合资的国有工厂。价格高的惊人，现在看起来几千块钱的摩托车，在当时可以买到上万，甚至几万元。而且摩托车在当时几乎就是卖方市场，等待买摩托车的人要托人找名额，成宿的排队。与后几年汽车市场及其类似。
天津和四川都有不少摩托车厂家采用合资方式生产摩托车，到1993年，台州已经有不少戴着“红帽子”的私人工厂在生产摩托车配件了。
李书福开始的想法是按照冰箱的套路走，先生产零配件，然后逐步切入成品。带着这个想法，李书福到某大型国有摩托车企业参观考察，看见摩托车产销两旺的势头，就向该企业老总提出为他们做车轮钢圈配件。结果很显然，人家不仅没有答应李书福生产配件，反而赠送了嘲笑。
造摩托车的想法同样遭到了兄弟的反对。李书福回到台州跟兄弟商量此事，不仅没有像当初冒出搞建材想法时，兄弟的一拍即合，反而也遭到了嘲笑。认为他自不量力，不了解这个当时还相对封锁行业的水有多深。
就在这时，纯摩托车外行李书福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他不听劝告，一口气买回了几辆摩托车，找来一些所谓的工程师，开始拆车、装车，然后模仿着造，出来再改进。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模仿造车，后来也被李书福沿用到做汽车上。可以说，此时的李书福甚至包括很多李书福式企业都经历了早期的模仿，甚至在思维上，也并不忌讳模仿这个词。因为把知名的日本本田作为摩托车行业的假想敌，李书福给自己的公司起名华田。“日本的叫本田，我们中国的就叫华田吧。”这是工人问李书福注册公司名称时，李书福毫不犹豫给出的答案。
这样的模仿7个月后，李书福造出了自己的摩托车，并且在试销时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但似乎因为他总是嗅觉敏锐的盯上当时代新兴的产业，所以他再次遭遇了红灯——没有摩托车生产许可证。当时中国对摩托车行业并未放开，生产、销售需要许可证，也就是生产许可。这又与他后来造汽车一样。
于是，“挂靠”这个词再次出现在了李书福的创业史上，这一次他先进了一步，选择了收购。为了拿到生产摩托车的许可证，他到处求情，上下求索。后来绕道收购了浙江临海一家有生产权的国有邮政摩托车厂，“借船出海”。
和上次造冰箱率先攻克蒸发箱技术难题一样，李书福做摩托车率先开发出了中国同行一直没有解决的摩托车覆盖件模具这一技术难关，并率先研制成功四冲程踏板式发动机。接着又与行业老大嘉陵强强联合，生产“嘉吉”牌摩托车，不到一年又开发出中国第一辆豪华型踏板式摩托车，很快便替代了日本和台湾的同类摩托车，不仅一直占据国内踏板车销量龙头地位，还出口美国、意大利等32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吉利摩托车产销43万辆，实现产值15亿元，吉利集团也因此赢得了“踏板摩托车王国”的美誉。
摩托车价格下跌的过程也就是国产化的过程。当李书福迎来丰厚回报的时候，中国的消费者们也享受吉利的回报。正是吉利这样的民营企业的加入，令摩托车的价格大幅下降。
无论是蒸发器、冰箱、镁铝曲板，还是摩托车，李书福都是在当时中国特殊背景里，从一次次偶然中抓住商机，并完成了最原始的财富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李书福满眼商机，逐步成熟，完成了一个民营企业家成长上的蜕变。尤其在战略眼光上，李书福由早期灵敏的商业嗅觉，开始增添了对社会经济等大方向判断的敏锐，他已经不再遇到红灯就急刹车，反而提高了对长远方向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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