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起珍珠的那根线

圆明园从始建到被毁灭的历史超过150年，这期间园中大大小小的营建工程几乎不曾间断，这样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很多“定法”也发生了演变。

“以前我们总喜欢把‘清代建筑’视作一个单一的整体来分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近300年的时间跨度。其间许多建筑的细节都发生了变化，而历经五朝皇帝的圆明园无疑是一个研究的范本。”贺艳回忆说，一个关于“山花”的例子让她印象深刻。

所谓“山花”，是中国歇山式的屋顶两侧的三角形墙面。今天我们在故宫看到的主要建筑的山花都是木质、红漆。这也被认为是清代皇家建筑的标准做法。然而，在复原圆明园的过程中，却有了新的发现—在成画于乾隆年间的四十景图上，许多建筑的山花呈现出暗淡的灰色。是时间久远，颜料褪色？还是实物本身将木结构刷成了灰色？又或另有原因？

复原团队想起了曾由郭黛姮教授主持保护修复工作的恭王府。恭王府最初是乾隆朝权臣和珅的宅邸，作为同时期建筑，这里会不会保留有实物线索呢？果然，在乾隆中期修建的锡晋斋找到了类似于四十景图中的灰色山花，它的质地是砖而非一般认知的木质。虽然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仍不得而知，但是诸多类似的真实细节，无疑让今人对清代建筑的认知由扁平变得立体、生动，也为真实再现圆明园提供了最翔实的依据。

“圆明园的营造史贯穿了它自身历史的始终。它的丰富内涵不仅是横向地比较而言，还纵向地体现在自身的变化之中。”郭黛姮教授所说的这种“时移景异”，在某些景区尤为频繁。圆明园曾是五代帝王长年起居、理政、游赏之所，更有大量皇族亲贵、嫔妃、官员、仆役兵丁等出没其间，无论是使用中的损耗、天灾人祸的毁坏，抑或是主人审美的变迁、使用需求的更改，都可能导致拆、添、改建工程。

对于这种变化，《圆明园内工则例》虽有记载，但仅有文字，难以了解其真正面貌；四十景图只提供了乾隆九年（1744年）前后一个断面上的景观，无法反映出变迁的过程；样式房图档虽然含有比较丰富的改建信息，却有相当一部分既未标明年代，又未标明所绘景区名称。要想摸清、理顺这些变迁，必须综合多种史料，也必须结合其他史料，来推测、求证。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圆明园后湖西北岸的“上下天光”景区。这是一个以赏月、宴饮著称的佳处，在胤禛赐园时期就已建成，时称“湖亭”。从四十景图上看，乾隆初年上下天光的主体建筑是上下两层四面通透的敞厅，二层带有宽大的平台，楼前月台入水，曲桥卧波，蜿蜒百尺，颇有临水轩亭的趣味。

这处景观自乾隆朝到咸丰朝，经历了多次改建，层楼形制、湖岸位置、附属桥亭都有了很大变化。因此线索、资料也格外散乱庞杂。一天，研究人员在档案中发现了一条咸丰十年（1860年）2月21日关于改建上下天光的圣旨，其中写道：“上下天光天棚加进深，换柁板拉。”从这条记录可知，至迟在咸丰十年，上下天光主楼前已经加建了一个用于遮挡阳光、雨雪的天棚。问题是，这个天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样式房图档中一张没有任何标注的设计图，引起了贺艳的关注。这正是一座天棚的立面图，图上显示它搭建于一座二层楼建筑前。“在圆明园中，二层楼的建筑十分有限，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下天光。”为了验证这个推断，她找来了同一时期上下天光景区的总平面图。总平面图上本来就已用红色标注出搭建天棚的位置，而且，经过对比，两张图中的二层楼建筑的各项数据尺寸完全吻合。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此幅没有题目和日期的样式房图，正是上下天光主楼前搭建天棚的设计图。“我们不但顺利地获取了天棚的复原数据，还帮助样式房图的收藏机构，为这张身份不明的图纸验明正身。”贺艳说，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堆积如山、未经梳理的原始史料中寻找联系，在大量的数据积累中厚积薄发，“如同一盘珍珠，被一根细线串连了起来”，最后才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建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