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圆明园

“复原建筑的真实度有多少？”对于这个大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肖金亮有着另一番理解。“相对于‘真实性’我更倾向于用‘准确度’来评估复原成果。”肖金亮解释说，圆明园的本来面貌，早已不复存在，何为“真实”？并没有明确的参照标准，所以也就无法评估所谓的“真实性”。而“准确度”则指最大限度地做到每一处复原都有据可依，也就是说依据的可信度越高，复原成果的准确度也就越高。按照这种评估标准，肖金亮把“准确度”分为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的一级为“可依据考古发掘和现场勘查获得真实建筑遗存，进而复原完整形态”。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靳枫毅先生，自2001年起，作为领队参与了对含经堂遗址、长春园宫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对圆明园大宫门、九州清晏等20余处景点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测。

说起圆明园考古发掘带给他的震撼，靳枫毅至今记忆犹新：“坦坦荡荡景区的金鱼池池壁和池底，铺满了巨大的花岗岩石板；发掘时夯筑台基的三合土像水泥一样，用铁锹根本挖不动……”他曾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总结了考古发现对圆明园研究空白的填补数量，其中仅2001 — 2004年，就有170余处。大到山形水系，中到各处院落的详细布局、各座建筑的具体尺寸，小到琉璃瓦、石刻、砖雕等构件的样式细节，乃至栽植松柏的残留根系，未被劫走而掩埋于废墟的钟表陈设，被大火焚烧至炭化的木料、焦红的砖块……这些对再现圆明园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考古发掘勘探的工作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勘测全园的地形地貌情况。圆明园原来所处的自然环境地势平坦，园中的山丘高地，几乎都是用挖建池塘湖河的废土堆积而成。“这些人造山丘大多高度有限，基本在几米到十几米的范围内，却成了圆明园造景中重要的一环。”在复原工作中多次考察遗址的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殷丽娜副院长，对此也深有所感，“当我们在圆明园中徒步考察丈量时，就算手里拿着地图也经常会迷路。有时在地图上明明就间隔几米的一条路，在现场就是偏偏找不到。后来有了经验我们才发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两条道路中间隔了一座小丘，使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殷丽娜所说的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中国园林造景所追求的“曲径通幽”“步移景异”，即随着观赏角度的不同，景色也随之变化。而营造这种意境的关键，就是起到“遮掩”作用的山体。

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造景元素，历史文献中却少有翔实的记载。四十景图中关于圆明园建筑布局的描绘虽然写实，但对于山形水势的记录却流于写意，尤其是山形往往过于夸张。1933年和1965年，北京（北平）市政当局曾两次对圆明园的地形地貌进行勘测，2002年更进行了高精度测绘。结合考古勘探对圆明园全园山形水势的调查，研究人员明确了每个景区的空间概念，证实了史料中记载的圆明园西北山体密集、地势高，东南水面开阔，地势低，暗含中国版图于园中的独特设计。

君王胸怀，圆明园几乎包含了所有中国传统造园手法和文化母题，比如“一池三山”的仙境逸趣、“杏花村”的农桑风味、“武陵源”由“初极狭”到“豁然开朗”的格局变幻等，而它们的文化内涵与意蕴，无不是通过巧妙的空间手法营造的。

“关于圆明园的园林艺术成就，一直存在争议。人们习惯将它与山水开阔、高下相映、中轴线一脉贯通的颐和园相比，认为圆明园过于紧凑，失于凌乱。但当我们从二维的图纸转向三维的实景，并以人的视角真正行走其中，才会发现圆明园的造园艺术并不体现在平面的秩序和逻辑，而是更关注空间格局的多变巧妙和庭院尺度的亲切宜人。”贺艳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五朝皇帝一直把圆明园当作紫禁城外的第二个“家”，而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在圆明园被毁前一直只是偶尔游赏之处。这也是数字复原过程，带给圆明园研究的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