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材料及相关术语界定

一、研究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节日体系一直是中国社会上下一体遵循的基本时间框架,协调着人与自然、人与神(鬼、祖先)、人与人的关系,它既为社会提供时间容器,也是塑造社会的时间模具。它依据的历法主要是阴历,也有阳历,中国人重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欣赏柔美、重团圆的美学和伦理观念,都蕴含在中国独特的节日体系之中。^[24]节日作为将特殊名称、特殊时间、特殊空间、特殊活动以及特殊体验与情感有机集合起来的社会安排,是人们时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内涵是节日反映出的精神和思想方面的内容,是节日的灵魂,而自然文化、社会历史文化和个人生命文化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三个重要属性。

(一)自然文化

每个社会群体都会形成其时间轴,以作为个人生活作息和社会秩序确立的依据。有学者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时间轴分为三类,分别是“日常时间”“节日时间”和“神诞时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三种时间轴平行发展,形成一套大致稳定的民间社会生活节奏。^[25]当然这三种时间也不是绝对地区分开来,其中也有重复交织在一起的时间。例如,中元节和浴佛节兼具“节日时间”和“神诞时间”,而清明节则兼具“日常时间”和“节日时间”。

日常时间主要是民众工作、生产活动的时间。宇宙自然是我国绝大多数传统节日的最初来源。早在殷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有了冬至和夏至的观念。成书于战国前的《尚书·尧典》,根据日影照射的长短变化,已经用日中、日永、霄中、日短四个节气,即后来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将一年平均分割成了四个等分。后来不断丰富,农业社会时代的传统中国最终形成二十四个节气,这是一种依据北半球太阳运行而做出的时间制定,用以规范中国农业活动的有效运作。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祖先对宇宙和自然运行规律的观察、掌握,并用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节日时间”主要是以月亮运行的阴历时间为主,其作用主要在于指导民众休养生息、消费、狂欢等活动,如春节、端午、中秋等。“神诞时间”是传统民间社会因对神明的信仰与祭祀所需,发明出重要的神明诞辰日,如民间善书、农历等都制定出一整年的“神诞表”,以供民众运用。

自然文化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更具有本质意义的维度,这个本质意义就是源于自然、回归自然、天人合一。在古代农耕社会,受外界干扰相对较小,人们更容易体会到节日的自然气息,更愿意去接受节日的自然文化。如,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清明,《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呈现草木茂盛、桃红柳绿、天朗气清、生机勃发的景象。此时,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下种,谷雨栽秧”“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足见清明节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它形成于春秋末期,开始日期是在农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固定在三月初三。上巳节的主要活动就是春嬉,即青年男女到野外踏春嬉戏。自汉代以后,上巳节逐渐变为了春游活动,文人墨客常在次日登游名山胜迹或临水饮宴,最有名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是东晋上巳欢聚兰亭、曲水流觞而写。上巳节的踏春宴饮与清明扫墓后的春游娱乐逐渐合在一起,上巳节重郊游踏春的特点随之被融合到了清明节习俗之中。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了一幅宋人清明踏青图:“清明前后十日,城中士女艳妆饰,金翠琛璃,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生动地反映了宋代踏春活动的盛况。在祭奠哀悼祖先之余,顺便在明媚的春光里饱览春色、愉悦身心,充分反映了中国人豁达的生命观。

发掘传统节日的内涵,首要的是从本源上回归到它的自然文化维度,与自然和谐一致,配合着宇宙运行的节拍,汲取天地自然之精华,于生命愉悦中得到精神的升华。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不能撇开先民建构节日文化的自然和物质基础,尤其是在当今高度社会化的时代,从自然文化的角度去探求节日的文化内涵也十分重要。

(二)社会历史文化

可是仅仅从自然文化层面来解读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是不够的,与节日有关的各种历史典故、传说、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都蕴含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因此,传统节日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节日的基础上人们附会社会人文的特色,增添与节日有关的人物传说等;二是节日的起源就是来自民间的宗教信仰,本身具有神圣意味。在国外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由于充分考虑到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将人们生存的时间空间划分成神圣与世俗这两重性质,已达成文化共识。由于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的有规律交替,才构成了一系列的节日,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反映了我国传统节日强烈的社会教化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节日原初的自然文化属性越来越被淡化,而被人们附加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却越来越被重视和强调。

我们以端午节为例,它首先是一个神圣时间。端午节俗活动之一的“龙舟竞渡”,按《荆楚岁时记》的解说是“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而就其古老渊源,乃是由于重五是恶日,于是人们以各种方式来驱疫逐晦。其次,同其他中国传统节日一样,端午节有着浓厚的社会文化属性,是人们广泛参与欢度的重要节日。这是因为它不仅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更在于它在民众化、生活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汲取、吸纳着中华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使其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和不断拓展,从而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强大生命力。有学者指出,端午节的最早渊源有三个:五月信仰及其相关习俗,夏至习俗,龙图腾民族的祭祀习俗和新年习俗。^[26]乌丙安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一书中指出:端午节本是围绕着“禳毒祛瘟进行的”,是一个典型的“祭祀节日”,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扩大了它纪念屈原”的内容,使端午节增强了“纪念性”,同时它还兼具“游艺性质”,从而成为“综合性大节”。^[27]爱国爱民的忧患意识、团结协力的共进精神和应对灾害的生活智慧,形成了端午节在传统节日体系中最突出的文化特色。

中国古老的节日是按照天地时令的节律确定的,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古代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和感情注入这些具有不同于平日意义的日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节日。中国传统节日形成阶段所遵循的自然节律,在后来的历史演化中逐渐由它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占据主导地位。传统节日的社会文化属性使其功能意义非常重大,它是一个民族与国家鲜活的历史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的具体体现,也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尤其是在节日中赋予的纪念历史人物,传承历史记忆,重温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提高民族文化自豪感,维系群体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过节对于社会人、文化人而言,成了参与公共空间的必由之路。所以,传统节日经民众的千百年实践,其社会文化内涵被丰富,社会功能意义被优化。作为时空关系中的人,也在节日中得到了历时与共时关系的调适。这种调适是人与人的、人与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也是人与自我的。因此,从社会属性来看传统节日的内涵,节日不仅是时间的,更是社会的、文化的。

(三)个人生命文化

这一点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里最被淹没和忽视的部分,也是最令人心动的部分。其实质是个体生命的节日文化体验,这种体验首先是个体生命参与、领悟节日的自然文化、社会历史文化。^[28]传统节日是古代社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它源于对自然秩序的遵循和崇拜。在以后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将自身生命意义寄托于其中,通过一系列的祭祀、仪式、活动等表达出来,赋予特定时空内的生命以特定意义。传统节日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意义和表达形式,对生命体之间的秩序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清明春游踏青、放风筝,在大自然中体验生命的畅快与快乐;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则体悟到的是生命的奔放与豪迈;而清明祭祖、端午祭屈原,则使个体生命在节日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到集体、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同和归宿。

传统节日作为不同民族文化的载体,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对待生命的不同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方面,同一节日在不同地域或民族间具有多元性,人们根据自身生命体验赋予节日独有的寓意和形式;另一方面,不同地域或民族具有自己独有的民族节日,并赋予其独特的生命寓意。因此,度过这些传统节日,或者体验这些不同的节日,实际上是个体体验生命多元性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多元并非是混乱无序的多元,其内部统一存在于共同体对生命的敬畏、尊重和人文关怀,体现了对生命之善的追求,体现了生命的勃勃生机。当我们在过某些传统节日时,身心虔诚地投入到一系列的仪式活动中,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其中所涉及的生命要素,真切体会到传统节日中所蕴含的生命真谛,发现自身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

但是,中国传统节日多是在农耕渔猎社会中所形成的,在现代社会方式面前,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生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挑战。高丙中在《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中认为:“在中国的节日框架中,传统节日大都是以先赋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它们首先以血缘群体、其次以地域群体为依托……另一方面,现代的官方节日基本上都是政治节日。这个框架缺乏为个人后天建立的社会关系提供社交机会的节日。在现代社会,随着个人后天的关系(如同学、同事、朋友、师生、对个人生活和工作具有重要性的熟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高,对补充这种功能的节日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情人节、圣诞节在社会上的流行……传统节日和现代节日的因素经常或者是并存的,或者是交融的,传统类型的节日设置有现代性因素,现代类型的节日设置有传统性因素。因此,节日框架的重构不是一个用现代因素完全彻底地取代传统因素的单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有确立现代因素的一面,也包括保留传统因素并使用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各居其位、各得其所的一面。”^[29]

基于此,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充分体现了生命的时代冲突,除了民俗学界,一部分教育学者开始关注到传统节日的个人生命体验的意义,并从学生群体展开传统节日的生命教育价值。李保强提出了传统节日的生命教育路径:第一,充分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彰显传统节日的生命内涵。如通过传统节日的礼仪活动、物质表现、文艺作品等,充分感受人与自然、他人、社会之间的生命关系;通过制作特定的节日纪念物品感受来自生命深处的人性呼唤;通过各种与特定节日相关的诗词歌赋、音乐等文艺作品来体验生命中的各种要素及其时代张力等。第二,注重对传统节日生命特质的日常性生活体验。第三,努力使个体与传统节日的生命特质进行全方位深度沟通。第四,对传统节日的生命特质加以时代性的阐释和运用。^[30]

二、研究材料

(一)节日文献

浙江素称文献之邦,历代文人留下了大量关于传统节日的文献记载,弥足珍贵,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现代以来,更有不少民俗学研究专家以调查、记录、研究民俗为己任,留下了大量资料。古典文献主要有南宋吴自牧编撰的《梦粱录》、周密编撰的《武林旧事》、明代田汝成编撰的《西湖游览志余》、清代范祖述著的《杭俗遗风》等,现代文献主要有陈华文主编的《浙江民俗史》、叶大兵主编的《浙江民俗》、顾希佳著的《西湖风俗》等。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生活在浙江的地方文化人和不同朝代修写的地方志都记录了大量的浙江民间文化资源,这些书面材料成为笔者研究浙江传统节日的重要资料来源,地方志是我们了解地方口头传统的历史材料,是我们考察传统节日与书写传统的重要依据,它为进行浙江传统节日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历史证据和宝贵的地方知识支持。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近年来,浙江各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方兴未艾,由于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和社会人士都关注到了传统节日,许多地方的节日文化传统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弘扬,有的还进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对文中研究对象即七大传统节日在浙江省的非遗表述进行了梳理。^[31]

1.春节

(1)遂昌“班春劝农”

“班春劝农”是遂昌的传统迎春文化形式。“班春”即颁布春令,“劝农”以劝农事,策励春耕。自古以来,在遂昌任职的县级长官都要在春耕来临之际,举行鞭春礼仪,颁布春令、劝农耕作,名曰“班春劝农”。

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任遂昌知县历五载,以勤政爱民、兴教化、励农桑著称。立春前一日,遵制率僚属迎春于青郊,祭春神、鞭土牛、向士民赠“春鞭”,以鞭春礼仪,向邑人颁布“春耕令”,并作《班春二首》。乾隆年间,迎春活动演变为社会瞩目、全民参与的民俗活动。遂昌县城于立春日,制札“春牛”,导以仪仗鼓吹,游行东、西、南、北四门,观者塞路。民国后,官方劝农活动不再举行,民间上规模的迎春活动也一度中断。然而,城乡民众在立春日,家家备香烛,祭天地(神),插梅花,鸣鞭炮,以示“迎春接福”。

20世纪80年代后,大田村村民自发组织上千人参与的班春劝农活动,基本复原古代祭春活动场面。从此,遂昌西部地区民众纷纷效仿,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遂昌城乡群体的民俗活动。2009年,大柘镇大田村建立了“班春劝农”活动基地,举办一年一度的班春劝农活动。同时建立了大田“民俗馆”,收藏农耕文化的实物资料,对农耕文化采取系统的保护。

(2)绍兴“祝福”

在绍兴,一跨入农历十二月,人们就忙着准备过年:买酒、春糕、裹粽、掸尘、杀鸡宰鹅、买鱼买肉,准备新年穿戴的衣着鞋帽,购置馈赠亲友的礼物等,可谓忙得不可开交,唯恐筹措不周,闹出笑话。

腊月廿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黏性的饴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所祀的神像印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叫“祝福菩萨”“大菩萨”,据说是宋代的皇帝。南宋亡后,遗臣们慑于元朝统治者的淫威,不敢公开设祭大宋君王,因此只好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地进行。这种带有民族意识的祭祀,后来不仅广为流传,而且还增添了答谢神明保佑和祈求来年幸福的意义。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掸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质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分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百身莫赎的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

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祀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风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法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曰“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散给了一家人。

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元旦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

(3)温州“太公祭”

“太公祭”,是文成南田刘氏宗族为纪念刘伯温于每年大年初一、农历六月十五均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六月十五日是刘伯温诞辰。在其逝世200多年后的明正德九年(1514),浙江处州知府钦承圣命致祭,谓“太公祭”,分为春秋二祭,自此相沿至今。其中秋祭一般为当地政府公祭,然由于各种原因,公祭时有时无,政府没有公祭时由刘氏宗族举行祭祀,礼仪如公祭,现春秋二祭均为刘氏家族祭祀。“太公祭”体现了一脉相承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太公祭作为一种家族的祭祀,在海内外的刘氏族人中有着重大的影响,每年太公祭,旅欧的刘氏族裔,平阳、苍南、青田等地都会举行祭祀,并且连台湾等地的刘氏族人均会派人参与祭祀。太公祭,维系着海内外数万刘氏族人的情感,他们在外开枝散叶、发家致富之后,却始终心系家乡。这种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祖国的统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元宵节

(1)前童“元宵行会”

前童“元宵行会”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游艺活动。据前童《塔山童氏族谱》记载,前童元宵行会始于明中叶,盛于明末清初,主要以鸣群锣、抬鼓亭、放铳花等方式来表现。纪念童氏祖先开渠凿砩、灌溉农田的功德,聚民心修水利,祈愿年景丰收。

每年正月初十开始行会,先由当年值砩的田户带领童氏后人鸣群锣,第一天是四担,到十四早上是三十六担。行会游行是在十四日下午,凡童氏后人在镇大秧田集中,头牌在前,大旗引导,彩船队、鼓亭、抬阁、秋千与龙舞、狮舞紧随其后,一路上鼓乐齐鸣,炮声震天,人声鼎沸,数华里的队伍浩浩荡荡到塔山庙请出濠公老爷,走街串巷大游行。凡行会队伍所到之处,按规定摆上供品,沿路都有村民无偿供应水果、茶点给游人享用。晚上鼓亭、抬阁、秋千都点上灯笼,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游行队伍聚集到大秧田看放铳花,至深夜才歇。

前童元宵行会内容丰富,规模浩大。代表前童村童氏十八房的鼓亭、抬阁、秋千,是行会中的重要观赏项目。这些形式各异的鼓亭、抬阁、秋千一律采用朱金木雕工艺制作,每一件器具有它的名称和内涵,忠教礼义、儒家耕读思想体现其中。行会时,这些器具上坐有古装打扮的小孩,每一杠都演绎一个历史故事,随着车轮的滚动,人物交替出现。

前童元宵行会在“文革”时被中止。1995年恢复,以后每年举行,名声渐远。四方村民、游人慕名前来观赏闹元宵,影响颇大。2006年,前童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古镇的称号。借助这一契机,前童人挖掘元宵行会的文化内涵,使这一古老的游艺活动老树开新花,成为自己的旅游招牌。

(2)杭州“河上龙灯会”

河上镇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南部,古称长山乡。因五代时住于里谢村的广福寺产自给有余,和尚即将豆腐、果蔬等运至永兴河之巅开店贸易、施舍众生,故名和尚店,后称河上店,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此地群山叠翠、清流蜿蜒,民风淳朴,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河上龙灯胜会即是有鲜明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

每年元宵期间,河上镇的十几个村庄都会自发扎制龙灯、马灯、高照、高跷等民间工艺制品,在集会、商贸的同时遍游村道、集市、祠堂。村民采取本地出产的木、竹、绸、纸等素材亲手制作灯具参与灯会,灯会期间家家户户摆香案、具供品、焚纸钱、放爆竹迎祭神龙,群众参与性很强。

河上龙灯胜会自五代末开始接受宫廷艺术熏陶,已有1000多年历史。承载着历史事件、民间传说等宝贵信息,《嘉泰会稽志》《倏鲭录》等宋代以降的历代文献多有相关记载。

河上龙灯胜会覆盖面极广,镇内各村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特色。老龙、二龙、三龙、青龙、黄颁龙、红须龙、马灯舞、背马纸罗伞、走高跷、背炉子、背搁、十八般兵器,在以往的时空里曾经各显精彩,名冠东南。时至今日,除溪头村老龙外,其他各种大都处于濒危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有所复兴。

溪头村老龙造型独特,具有很高的工艺美术价值。龙面如佛,雍容华贵、慈祥天真,老百姓亲切地称为“龙头菩萨”,龙灯的盛会与工艺与周边地区以龙为内容的活动截然不同,可谓无偶有独。龙段多达100来节,需200多人参与起舞,场面极其盛大。开光盛典和绞龙浆万众云集,群情沸腾,尽显盛世繁华。舞龙阵式精妙丰富,匠心独具,令人叹为观止。

龙灯胜会与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对老百姓而言,能够有效地滋养心灵和调整心态,发扬光大这个民俗习惯,有利于弘扬时代精神,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龙灯胜会具备很强的合作性、娱乐性和交谊性,老百姓通过参加和观赏灯会增强团队精神,重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人际关系。活动能够凝聚人心,尤其是外出务工者每年必定在此期间回乡赴盛。龙灯胜会保留、展现和传承民间手工艺术,有利于保护濒危的独门绝技。开展和保护这项民俗活动有利于老百姓强身健体、科学养生。

河上龙灯胜会历经起源、发展、整合、繁盛、式微、重振的演变历史,至今尚存老龙一支凭借强劲的生命力革故鼎新,以鲜活的生存发展态势传承民族精神、展示时代风貌,实乃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传承条件不容乐观,亟须抢救和保护。

3.清明节

(1)桐乡“轧蚕花”

“轧蚕花”是江南蚕乡崇拜蚕神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中国丝绸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蚕示三牛”的记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桑是国家之本,史书上都有皇后亲蚕、祭祀先蚕的记载。菀窳妇人、寓氏公主、伏羲、黄帝、嫘祖、蚕丛氏都充当过蚕神。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太古蚕马》就是一则“白马化蚕”的蚕神神话。一千多年来,“白马化蚕”这一远古神话传说在杭嘉湖蚕乡广为流传,流传最广的当数浙北蚕乡。民间传说把地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含山镇境内的含山,视为蚕神的发祥地和降临地,含山清明“轧蚕花”习俗便由此而生,含山也由此成为杭嘉湖蚕乡的“蚕花圣地”。据史料记载,含山清明“轧蚕花”活动始于唐代。唐代乾符二年(870)始建含山寺(包括蚕花殿);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4)始建含山笔塔。据说含山有“十六殿”“十大景”,其中马鸣殿也叫蚕花殿,供奉马鸣王菩萨(亦则蚕花娘娘),香火终年不断。正清明最为热闹,其活动的重心就是祭祀蚕花娘娘。

蚕花庙会作为一种社区文化,传承的是“祈蚕嬉春”的吴文化“集体无意识”心理。蚕农们一方面为了祈求蚕神保佑蚕花大熟,另一方面借神嬉春,进行社区的民间狂欢。绵延千余年来,每年清明杭嘉湖各地盛行“轧蚕花”庙会。而含山轧蚕花内容最丰富,盛况在其他庙会之上,堪称蚕花庙会的代表。含山蚕花庙会从每年清明节(俗称“头清明”)开始,至清明第三天(俗称“三清明”)结束。其中以头清明较为热闹。除了当地及附近桐乡市、德清县境内的乡民,更有大批从湖州城中、桐乡乌镇以北、嘉兴新塍、江苏吴江等地,直至远及苏州和杭州的游人,纷纷从水路、陆路涌向含山。其中绝大多数是蚕乡农民,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俗称“轧蚕花”。“轧”为吴方言,是“挤”的意思。

传统的含山“轧蚕花”活动,主要以背蚕种包、上山踏春、买卖蚕花、戴蚕花、祭祀蚕神、水上竞技类表演等为主要内容。

传说蚕花娘娘在清明节化作村姑踏遍含山每寸土地,留下了蚕花喜气,此后谁来脚踏含山地,谁就会把蚕花喜气带回去,得个蚕花廿四分。因此人们称含山为“蚕花地”,含山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蚕神圣地,有蚕桑“正宗”发祥地的意味。所以蚕农们每年清明都要来游含山、轧蚕花、踏踏含山地。蚕姑在踏蚕花地之前都要先到山顶宋塔旁的蚕神庙里进香。年长的人身背红布“蚕种包”,将自家今年头蚕蚕种纸置于包幞之中。上山绕行一周,让蚕种染上含山的蚕神喜气,以祈求今年蚕茧丰收。蚕妇们则争购石淙人出售的精美的彩纸蚕花,簪戴头上,有的在甘蔗上插上五六枝蚕花,意为“甘蔗节节高,蚕花插在上面蚕养得好”。相传,西施去越适吴时,途经杭嘉湖蚕乡,把一种蚕花分送给蚕妇,预祝蚕花丰收。那一年,果然是家家蚕花廿四分。相沿成习,杭嘉湖蚕乡的广大蚕妇就有了簪戴蚕花的习俗。所谓蚕花,是一种用纸或绢剪扎而成的彩花。蚕花形如月季或玉兰,插在竹质的花箪上出售。簪戴蚕花成了一种蚕妇的特殊服饰习俗。朱恒《武原竹枝词》写道:“小年朝过便焚香,礼拜观音渡海航。剪得纸花双鬓插,满头春色压蚕娘。”(作者原注:“纸花,号蚕花。”)

清明节一大早,含山上红男绿女已是人山人海。在向含山进发的途中,类似庙会出会的祀神仪典就已开始了。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庙界”(即一庙所辖之地域、村坊)为单位的拜香会(水路来的叫拜香船),在山下会合后,依次上山朝拜蚕花娘娘。包括“吊臂香”“扎肉蜻蜓”“拜香童子”“吹打乐人”等。二是抬菩萨出游。以“庙界”为单位抬着当地地方神祇的行身,如“总管菩萨”、“土主菩萨”(即土地菩萨)、“宋将军”等地方神游等,华盖垂垂,旌旗飘飘,簇拥“菩萨”上含山,绕宝塔一周驻跸片刻后,仍前呼后拥下山。有的还夹杂“抬阁”(“盗仙草”“赵云救主”“三戏白牡丹”“打渔杀家”“西游记”等)。

含山西侧宽阔的含山塘里则大船小船摩舷撞艄,表演着各种水嬉节目。有民间武术表演、竞技活动等。这些活动名目较多,一般以各种形式的船只为载体。最引人注目的有“打拳船”(也称“擂台船”“哨船”,在船上表演拳术舞狮等节目,具有竞技性)、“踏拔船”(也叫“浆船”或“快船”,以赛速度为主)、“标杆船”(德清方向来的,近似杂技表演,在船上竖起的竹竿上表演,其特色为表演者女性居多)、“龙船”等。彩旗招展,锣鼓喧天。

在清明游含山过程中,男女青年熙熙攘攘,并故意挤挤挨挨,方言称作“轧(挤)发轧发,越轧越发”,以此讨彩头,期得蚕花茂盛,俗称“轧蚕花”。轧蚕花时,相传有“摸蚕花奶奶”的陋俗。在轧的过程中允许男青年摸女青年的乳房,谁被摸得越多、越涨、越痛,谁家中的蚕花就越好。据说取其“摸发摸发,越摸越发”(“蚕花”发)之意。但由于游山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受各地风俗习惯限制,因此只能在一定的人群中局部存在,并不普遍。新中国成立后则被视为不健康行为,逐渐禁绝了。后来,人们把清明游含山的传统习俗称为“轧蚕花”。

(2)缙云“轩辕氏祭典”

轩辕氏祭典是至今存续在浙江省缙云县一种以黄帝为祭祀对象的传统的中华始祖崇拜礼俗。

轩辕氏是上古黄帝的别称。据《史记》注释记载:“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缙云是黄帝的一种官名,也是黄帝的别号。缙云县始建于武周万岁登丰元年(696),以境内有古缙云山而得名。《元和郡县》记载:“缙云山,一名仙都,一曰缙云,黄帝炼丹于此。”

缙云祭祀轩辕氏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东晋年间缙云山建起了“缙云堂”,唐天宝年间,唐玄宗敕改“缙云堂”为“黄帝祠宇”。缙云是中国南方祭祀轩辕黄帝的唯一场所。

世代传承至今的缙云民间轩辕氏祭祀,分春(清明)秋(重阳)二祭,形式分黄帝祠宇大殿祭拜、各地宗祠祭拜或自家“道坛”(民居四合院的天井)祭拜等多种。规模较大的祭祀是在黄帝祠宇举行,祭拜人员分主祭、陪祭、参祭等。祭祀礼仪设击鼓、撞钟、恭读祭文、献三牲五谷、献黄酒鲜花、献祭乐祭舞等,气氛庄重热烈。祭典期间,钢叉、板(布)龙、板狮、竹马、旱船、秧歌、腰鼓、铜钿鞭、哑背疯等各种地方民间表演活动丰富多彩。近年来,祭典规模逐步扩大,参与活动的民众遍及全县560多个村,活动覆盖面达87%,同时还吸引了邻近县市及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大批民众以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前来参加。目前,缙云的“轩辕氏祭典”活动已与陕西黄陵、河南新郑一起互派代表参祭,形成“三地”共祭的格局。

缙云“轩辕氏祭典”,具有鲜明的中国南方特色。加强对“轩辕氏祭典”的保护,对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间艺术等,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历史学术研究价值。对增加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端午节

(1)嘉兴“端午习俗”

浙江嘉兴地处吴根越角,是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璀璨夺目,其中端午习俗更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据史料记载,端午也是吴越地区百姓对忠臣名将伍子胥的纪念之日。嘉兴端午习俗节庆活动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形成,至明清时达到鼎盛。嘉兴端午是我国端午传统节日的重要活动地区,是江南水乡独特的传统节日活动,又有明显的太湖流域民间端午习俗的印记。时至今日,端午节已经成为嘉兴最具鲜明代表性的地方特色民俗节日之一。

每逢端午节,都要在南湖举行祭祀习俗活动,当地百姓有“五月五日,时迎伍君”的说法,在端午节祭祀伍子胥。嘉兴各县(市、区)都有一系列根植于民间的具有地方文化的端午习俗及其活动,其百姓的参与面广、活动声势强、社会影响力大、历史源远流长。明代万历《秀水县志》、明代崇祯《嘉兴府志》、清代光绪《嘉兴府志》《嘉兴县志》、清代陈元颖的《砚农文集》和清代道光项映薇著、王寿增补的《古禾杂识》等历史文献均有这方面的记载。

嘉兴当地民间过端午节一直以来是较为隆重的,习俗活动也是各种各样,其普遍活动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有规模盛大的祭祀伍子胥;二是在南湖举行龙舟竞渡和摇快船等节日娱乐习俗;三是民间裹粽子习俗;四是有挂菖蒲艾叶,燃熏苍术、白芷,佩香袋,吃“五黄”(黄瓜、黄鱼、黄鳝、黄泥蛋即咸鸭蛋、雄黄酒),吃“五白”(白干、白鳌、白菜、白切肉、白斩鸡),吃煨蛋等节日饮食习俗。

嘉兴端午习俗来源于民间的约定俗成,具有浓厚的民俗性和鲜明的地域性、广泛的群众性,尤其是每年端午节群众赶到南湖边观看龙舟竞渡盛况十分壮观。近五年来,政府加大对这一民俗资源的挖掘、保护和传承的力度,通过举办“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活动,使得南湖龙舟竞渡得以弘扬,嘉兴端午习俗得以传承。时至今日,端午节仍然是嘉兴人民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的传统节日,端午习俗也随之传承至今。2008年6月“嘉兴端午习俗”被浙江省文化厅列入首批浙江省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

(2)杭州“龙舟胜会”

杭州市郊盛大的节日民俗,于每年端午节举行。西溪湿地由五条河道交汇而成,沿河四乡百姓均以船为交通工具。端午节的龙舟胜会便成节日的主要内容。届时数百条龙船从四周向深潭口会集,不光是比速度,还主要是比装饰、比锣鼓、比踩船技艺,其中“满天幛”龙船最为壮观。是日观者成千上万。

“龙舟胜会”据传始于明代,当时一位告老还乡的尚书,见当地水患不断,便率众兴建大塘,同时举办龙舟胜会,谓之请龙下水,以“和敬”待之。此后数百年间延续不断,即使“文革”期间,也有民众自发组织。龙舟胜会闻名遐迩,是杭州很具有观赏价值的民俗文化亮点;作为岁时节俗,城西各乡镇的习俗惯制有它一定的特色,与别地相比凸显地方个性;作为运河水乡文化,其龙船等制作与装饰技艺都是民间艺术,弥足珍贵;此俗盛行不衰,富于凝聚民心、构建和谐的精神内涵;作为一项体育健身活动,也是不可多得。

5.七夕节

(1)洞头“成人节”

“七夕成人节”,是洞头民间在七月初七为年满16岁的丁口举行的成人节。洞头的七夕成人节有请七星亭,祭拜七星夫人,做巧人儿饼、红圆、红龟和姑娘乞巧,拜床母和16岁成丁等内容,当晚的祭拜也有特指的含义和固定的程式。“七夕成人节”不但是海岛居民的传统节日,它还包括民间手工纸艺(扎七星亭)、民间木刻(巧人儿印模)、刺绣等工艺的展示,尤以16岁成人仪式最为特色。

“七夕成人节”在洞头已有300年历史。早期应追溯到民间传说牛郎织女在民间的流传。300多年前洞头县操闽南语居民的先人从闽南入迁,由此带来了这种习俗沿袭至今,成了洞头民间独具特色、文化意蕴丰富的节日习俗。近年来,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非常重视,多次举办“渔家乐”民俗风情节,把“巧人儿”饼作为特色小吃推出,把该习俗保留较完整的东岙渔村作为七月初七传统活动基地,开展一年一度七夕成人祭拜活动。

(2)石塘“小人节”

石塘小人节是浙江温岭沿海的石塘、箬山一带,在七夕当日为16岁以下儿童向七娘妈祈愿的节日。该节日具有明显的闽南文化特性,与台南、高雄等地供奉织女“七娘妈”彩亭相类似。

石塘先民于300多年前从闽南迁入,此习俗随之落地生根,因当地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该习俗300多年来仍被民众完好保留。

小人节祭祀程序:初七凌晨至中午,有小孩家庭在门口设供桌,摆彩亭、彩轿,点香烛,放七个酒盅,七色线,香蕉、西瓜、木耳等时鲜果蔬,还有糖龟(音jiu)、刀肉、索糆、粽子等祭祀七娘妈。祭祀结束燃放鞭炮,焚化彩亭、彩轿以献给七娘妈,中午宴请客人,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

小人节的鲜明特征:一是祈愿内容的独特性,专为祈愿儿童健康成长;二是所用祭品的独特性,主祭品必需彩亭、彩轿和糖龟等物;三是主祭性别的独特性,主祭者一般为女性长辈。

小人节的主要价值:一是汉族传统节日演变的活化石,该节日将七夕的织女信仰与祭祀、摩喉罗的信仰与玩偶、求吉祥与民间扎制工艺完美地糅合在一起,成为研究民间节日文化传承演变的活化石;二是闽台同根文化的有力佐证,闽南与台湾部分地方依然保留着类似的习俗,足以证明闽台文化的同根同源;三是进入成人文化的分界线,之所以叫小人节,是因为16岁前年年过节,16岁“满金亭”后不再享有,节日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内涵。

(3)缙云“张山寨七七会”

张山寨七七会是存续在浙江省缙云县胡源乡招序村的张山寨于农历七夕举办的民间信俗活动。

张山寨七七会始于明万历初年。现在,张山寨的献山庙里还供奉着浙南、福建一带民间广为信奉、颇有影响的地方神陈十四娘娘。传说农历七月初七是陈十四诞日,百姓们为求婚姻美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年七月初七都要到这里举行规模盛大的“会案”(迎神表演)活动,俗称“张山寨七七会”。

“张山寨七七会”沿用明万历初年确立的习俗,活动形式和程序分为设立“案坛”、上寨迎轿、巡游祈福、献戏、山寨守夜、会案表演、祭拜归位等多个内容。

会期,各种独特风格的古老民间表演都在这里竞相献艺,人山人海、香烟缭绕、爆竹阵阵、鼓乐喧天、龙狮翻腾、歌舞弥漫……活动辐射浙南、闽北、周边多个省区及台湾部分地区,每年参加人数达三万多人次。

“张山寨七七会”因百姓信仰陈十四而长盛不衰。活动组织沿用明时立的主事村点轮流首事管理制度,即由轮值村主事领导“张山寨七七会”一切活动。“张山寨七七会”活动涵盖信仰、民俗、文化艺术等领域,不仅丰富和继承了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且对弘扬民族精神、增强社会凝聚力及促进祖国统一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该遗产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研究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

6.中秋节

杭州民众的中秋节风俗源远流长,南宋时已大致成型,绵延至今,形成了强烈的地方特色,尤以“游湖赏月”最为令人注目。这一带的中秋节风俗,主要有祭月、赏月、吃月饼、馈赠亲友、摸秋、观潮赏月等形式。其中“赏月”往往与西湖名胜相结合,形成独特魅力。其中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月岩望月”“三生石谈月”等,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情景交融,令人流连忘返。“赏月”与钱江“观潮”相结合,更具震撼力。“摸秋”和“祭月”,则保存着较为古老的文化因素。杭州西湖这一带的中秋节风俗具有群众参与的广泛性和节日内涵的典型性等特征,一向为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所向往。

每到中秋来临之际,在“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月岩望月”“三生石谈月”等主要景区,形成“赏月”“祭月”“摸秋”“谈月”等一系列活动,此时此刻,数十万市民和游客聚此,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7.重阳节

衢州市衢江区北面一带,浮石街道和云溪乡各村、杜泽镇等地均有过重阳节的习俗,每年农历九月初六至九月廿八,家家户户都要过“重阳”,而且具有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风格,规模之大、参与面之广,别有一番风味。

过重阳节的时间和祭拜对象有所不同。

(1)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时间不等的重阳节,有以祭拜祖宗为主的,如云溪乡南垅村、云溪村;有兄弟几个为赡养长辈,为使长辈都能在各家过重阳而改期的,如云溪乡蒋村;有出嫁的女儿为回家探望父母而择日的,如章戴街村;有以精灵信仰为祭拜对象的,如云溪乡方家村祭拜的是石头娘娘,而章戴街村祭拜的是樟树娘娘。更多说法是秋收忙过之后,衢北一带一直有喜欢看戏的习俗,为了看戏、过重阳节两不误,便不断地往后推迟时间,形成了长达二十余天的“重阳节”。

(2)衢北人有祭拜众神以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习俗。条件好的每村一殿,条件差的几个村合资建一殿,为的是年年有一处地方供族人烧请。所以晚清时期,各村建祠堂成风。浮石乡的徐家坞、东山、渔船埠、窑里、十三里、塔石塘、新田甫、王家、苏塘、塔底等十个自然村合资建了一座寺院,名为“十股殿”,供奉红面佛(尉迟恭)、白面佛(秦叔宝)、雨神(黄大仙)和送子菩萨(观音)四尊佛神。每到重阳节,十个村轮流将老佛抬进自己村中供奉,祈求佛祖保佑自己村庄盈实富足、国泰民安。云溪乡的程家山、石下淤、黄甲山、侯塘四个村,也合资共建了一所祠堂,每年的九月初九,四个村一同过重阳节,至今还保留着重阳节抬佛的习俗。

重阳节的习俗和内容与众不同。

(1)拜佛。仪式有接佛、请佛、抬佛、扬佛等程序。

(2)演戏。一般在重阳节前十天,村中族长便开始筹备邀请戏班前来演戏,根据演出所需资金的多少,由每家每户摊派筹集。现在有的村集体经济好转了,重视了农民的文化需求,演出所有支出由集体出资,不再对农户进行摊派,叫“开门戏”,一般演出三天,也可根据资金情况缩减或延期。

(3)宴请宾朋。每逢重阳节,各村村民就邀请亲朋好友来家做客,尤其是出嫁的女儿,重阳节是必须要回娘家看望父母的。这一天不管熟悉和不熟悉的人,都可以相互串门,主人则对所有到来的宾客热情款待。有一种说法,来的客人越多,来年家里就会越兴旺,所以各家主人都会倾其所有广宴宾朋。

重阳节寄托着衢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衢北农村水利设施条件差,几乎没有村能自流灌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用水全靠山塘水库,这里的人们向往生活幸福、平安、风调雨顺。所以除了祈求祖宗的保佑,他们也希望得到上天神灵的庇护,于是就有了供奉红面佛尉迟恭、白面佛秦叔宝、雨神黄大仙和观音娘娘的习俗。

(三)田野调查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浙江地区的七大传统节日,笔者扎扎实实地对浙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节日进行详细调查,对节日传承人的口述进行记录,这是一种可行的途径,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此,笔者于2015年1月至12月一整年时间对这些代表性节日展开了精细调查,采访了相关的传承人,记录了传承人的口述资料,撰写相关的调查报告,等等。按照节日发生的时间顺序,此次的调查对象分别为:温州祭太公,太公祭是浙南人民尊明开国元勋、政治家、文学家刘基为“太公”,于春节期间在其出生地文成县南田镇举行的以家族祭祀为主,偶有由地方政府公祭,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远、形式独特的传统民俗活动;前童元宵灯会每年正月初十开始行会,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游艺活动;含山蚕花节从每年清明节(俗称“头清明”)开始,至清明第三天(俗称“三清明”)结束,是江南蚕乡崇拜蚕神的一种表现形式;嘉兴端午习俗是吴越地区百姓对忠臣名将伍子胥的纪念之日;武义接仙女比较完整地保留了祭牵牛织女星的古老文化传统,继承了道教文化的牛郎织女传说,融合了儒家孝子伦理道德、佛教平安吉祥的宗教观念;海宁观潮节是浙江地区每年八月十八前后观潮的活动;方岩庙会俗称胡公庙会,是永康方岩祭拜“胡公大帝”的大型庙会,每年农历八月初至九月重阳节前后,浙西南各县民众上方岩祭拜的人数每天少则数千,多则两万余,持续一个多月之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传统节日的口述史整理研究。

笔者借鉴田野民族志、民俗整体研究和人类学的科学调查方法,借鉴国外学界对口述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从他们的调查经验和研究成果中获得有意义、有启发的新思路,为本文写作提供理论基础。

总之,本书的资料来源是丰富的,也是多样的,它为笔者完成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也为观点的形成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导。

三、相关术语界定

(一)节日与传统节日

广义范畴的节日是指所有人类社会中的集体庆典活动。节日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某些群体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创造和生产出来的,是他们在某一个具体时间与空间里对于民族或区域宗教信仰的集中表达。从节日的内容上讲,既包括自古传承的岁时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也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的节日,如国庆节、建军节、三八妇女节、国际劳动节等,同时还包括具有现代商业色彩、被“发明”的节日,如豆腐节、三月三民歌节、国际动漫节等。就节日主体与范围而言,社区、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可以拥有他们集体认同的节日。

传统节日是节日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中之重,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岁时节日。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及节日中的各种民俗活动及仪式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表象,它表现着该人群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世界观和宗教观,表现着该人群的社会结构和参加者的社会身份和等级,加深对本民族某些传统的记忆。本文所指的传统节日采用相对泛化的定义,是指具有历史性、群体性、周期性,以及相对稳定的内容和程式的特殊时日,包括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汉族为主体的节日;也包括各少数民族节日,还会兼及广泛而大量的具有上述节日特征的传统的庙会、祭会、歌会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公布,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标志着中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其中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内容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节日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模塑的过程,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三)传统节日传承人

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于传承人这个群体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刘锡诚先生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者和传播者,他们掌握并承载着比常人更多、更丰富、更全面、更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安学斌则认为,文化传承人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从广义上讲,文化传承人泛指一切传播人类文化、承接人类文化的人,即人类文化的传承者。从狭义上讲,文化传承人特指专注本族文化收集、研究、传承、传播、创新并在文化发展中起着不同的重要作用的优秀分子,也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传承人受相关法律保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中,特定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这一章来强调“非遗”传承的重要性,其中第一条就是“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传播”,紧跟其后就是传承人的界定:

(1)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3)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保护传承人,是建立“非遗”保护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意义所在。从上述关于传承人的种种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传承人在其传承的某项“非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也许掌握某项“非遗”的人并不少,但正是因为他(她)在这项技艺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才会被命名为该项目的传承人,因此他(她)必定掌握了这个项目的精髓所在,也是最理解该文化遗产的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任何事物都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而发展,“非遗”也一样,它不可能完全静止地存在于当今和以后的社会中,如何使“非遗”更好地结合当下往前发展,并培养下一批接班人,传承人在这中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节日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与传承的文化空间。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传统节日的创造者、享受者和传承者。但是在以传统节日保护为载体的艺术、仪式、技艺等民族文化中,熟练掌握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承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非遗”传承的核心角色。如春节期间温州地区的祭太公仪式有熟知整个仪式过程的传承人,嘉兴端午节中有民间艺术香包制作的传承人、也有民族体育掼牛的传承人等。对于这些依靠口传身授而传承下来的节日遗产,传承人是重要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因传承和发展这些技艺而受到民众的尊重和认同。

(四)口述史

口述史是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历史是对人的研究,通过对民间艺人的口述访谈,不但可以获得关于一项文化遗产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的各种信息,而且还可以深入了解影响其发展的历史事件本身。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而言,作为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在文化遗产传承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他们怎样看待一项遗产的发展历程,如何描述遗产,以及他们怎样看待遗产传承的未来等,这些资料通过口述史我们可以获得。抢救保护文化遗产很重要,但是记录遗产传承人的从艺经历、家族、地区传承史也很重要。

【注释】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2]高丙中:《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中国节假日制度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开放时代》2005年第1期,第75页。

[3]王学文、李生柱:《重新发现传统节日》,《2011年度中国传统节日发展报告》,张士闪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4]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53页。

[5]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9页。

[6]周巍峙主编:《中国节日志·桑衎新年》,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7]周巍峙主编:《中国节日志·春节(浙江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8]陈华文等著:《浙江民俗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9]浙江图书馆藏书,《浙江风俗简志·五·杭州市区篇》。

[10]陆游:《绍兴癸亥余以进士来临安年十九明年上元从舅》。

[11]浙江图书馆藏书,《浙江风俗简志·五·杭州市区篇》。

[12]浙江图书馆藏书,《浙江风俗简志·五·温州篇》。

[1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03页。

[14]《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9页。

[15]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372页。

[16]《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9页。

[17]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4页。

[18]黄涛:《保护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与构建和谐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7页。

[19]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52页。

[20]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101页。

[21]闫茂旭:《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泰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68页。

[22]冯骥才:《年画艺人的口头记忆》,《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总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页。

[23]王小明:《口述史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提供的新视角》,《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99页。

[24]高丙中:《文化自觉与中国节假日制度的改进》,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

[25]张士闪、李世伟、王见川:《关于中国台湾地区传统节日传承与变迁的考察报告(1945—2010)》,《艺术百家》2013年第4期,第30页。

[26]孙正国:《端午节》,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27]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页。

[28]周文:《传统节日:文化、仪式与电视传播》,《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84页。

[29]高丙中:《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民俗研究》1997年第2期,第27页。

[30]李保强:《中国传统节日:生命意义的生发及其教育价值》,《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59页。

[31]附录资料皆来自“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具体网址为http://www.zjfeiy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