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体语境下节日民俗的传承路径

自2001年5月中国昆曲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作为一个新的信息对象进入了我国大众传媒的视野。十余年来,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所面临的矛盾和瓶颈依然严峻,保护与传承之路依然任重道远。2009年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全国非遗保护督查工作会议上表示,尽管中国非遗保护体系初步形成,但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目前中国的非遗保护仍处于起步阶段。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入了依法保护的新阶段。支持非遗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已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依法保护,重在传承”将是今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理念。

电视传播涉及大众传播的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技术层面,作为传承和创新中国精神的主流媒介,必然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策源地”和“集散地”。因此,电视媒介必然会成为中国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有力推动者,成为中国文化记忆的重要力量。牢固确立电视媒体在非遗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责任与使命,探索推动非遗传承的有效路径,是每一位电视人都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电视媒体在推动非遗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非遗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目前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已经上升到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但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非遗始终涉及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文化诉求和复杂的利益关系,需社会各方通力合作。政府是保护的主体,是宏观的指导者;寻常百姓是传承的主体,是具体的实践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非遗保护主体、申报机关、组织机构、保护措施等多方面,规定政府负有的义务与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所做的应是制定纲领性文件,并通过适当的经济或其他手段进行间接的引导、调节。相对于急剧发展的中国现代社会,非遗的实践群体大多处于弱势文化阶层,许多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无人,一些物质载体及其非物质精神在民众的生活中日渐式微。那么,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去体验、去参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让“遗产”变成不是“遗产”而是“活生生”的大众生活百态,应是非遗传承的终极目标。非遗的这种代代传承本身就具有传播的特性,因而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大众传媒的力推!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遗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营造保护非遗的良好氛围。”近几年,非遗工程确实得到了立体化传播,但从传播效果来看,新媒体的快速、快捷、互动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优势,一些不切实际的宣传让人真假难辨。对于非遗传播而言,最本质的内涵是有形物质背后的无形人文精神。电视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站在新的社会文化起点上,应牢固确立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纽带作用,在政府、普通民众、非遗传承人以及新媒介之间架起沟通桥梁,实现非遗健康有效地传播与承继。

二、电视媒体在非遗传承中的责任和使命

电视作为意识形态与物质技术相互结合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传播社会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作为非遗传承的桥梁纽带,电视媒体应当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在挖掘非遗文化内涵唤醒文化自觉、引领文化实践、创新节目传播方式等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基于文化传播的视角,电视媒体的使命是传承非遗精神、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

文化传播是电视媒体固有的功能属性。如同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一样,非遗的传播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特定文化事象的传播。在非遗已得到全世界人们共同重视的今天,电视媒体理应成为传承非遗精神、唤醒人们文化自觉的重要载体。

首先是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的文化自觉。《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认为媒体人应提高三种文化自觉:一要有探索和发现新的文化形态的自觉;二要有民族文化保护意识的自觉;三要有寻找多种文化结合点的自觉。由此,给电视媒体提出的要求是:一方面,电视媒体应根据自身的地域特色或节目特色对人类社会长期积累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遴选、解读,帮助人们认同非遗精神;另一方面,电视媒体需通过不断的节目传播,源源不断地强化非遗中内涵的人文特质,把非遗品质传承下去。例如,中央电视台10套“百科探秘”栏目于2007年12月11日推出了“中国记忆”30集纪录片,这是针对我国濒危的非遗项目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电视调查行动,为观众原生态地呈现了中国民间文化的视觉盛宴。2006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首次增加“原生态唱法”组别,成为赛事最大创新,深受观众喜爱。2012年清明节山东卫视举办了《大道清明——2012中国孝亲盛典》电视晚会节目,对传统“孝”文化进行了深度解读,更凸显国学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张力。这些都体现出了电视媒体的文化担当和文化自觉,很多人在观看各种非遗节目之后,深深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共存,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二)基于社会管理的视角,电视媒体的使命是传承“活文化”、引领人们的文化实践

提升舆论引导力,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营造良好氛围是电视媒体的责任。近两年电视媒体热点问题“过度娱乐化”折射出在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的当今,大多数观众只能追随和盲从;“穿古装”“行汉礼”“赶庙会”等,也折射出国人的文化追求。在多家卫视“过度娱乐化”的中国,以传统民俗化解社会危机,满足人们心理诉求,引领人们在文化实践中找寻丢失的精神家园,从而实现人们的社会自我管理正逢其时。

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是彼此相依的两个相对概念。“如果说,物质文化成果一旦被人创造出来,它便脱离开人而独立存在;那么,非物质文化则以人为载体,以人的观念、人的知识、人的技能、人的行为作为其表现形态。”^[13]非遗是正在进行的“活文化”。一方面,人要靠非物质文化的习得和传承,才能成长为社会人。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以代代相传的个体人生礼俗(诞生礼、成年礼、婚礼、丧礼)、社群二十四节气等事项仪礼(春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等民俗)的生活实践使整个社会进入自礼的状态。另一方面,部分民间的技艺、工艺以及表演,如果没有社会对它的需求和热爱,仅依靠个人传承很难继续“活”下去。无论是实现现代社会自我管理的层面,还是优秀非遗精神传承的层面,都急需文化实践,只有亲历、经历,人们才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空间。可喜的是,许多地方电视台通过多种节目提供文化实践的舞台,让人们找到了所热爱的文化方式。河南电视台1994年开播“梨园春”栏目,栏目编导者积极配合河南省文化厅非遗保护机构,有意识地吸纳稀有剧种传承者以师带徒、登台献艺,尤其是戏迷擂台赛的设置,充分调动起戏迷观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为稀有剧种口传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发挥了积极的倡导和促进作用。该节目常年保持平均22%的稳定收视率,最高达35.7%。江苏盐城电视台于2009年针对当地非遗项目“淮剧”开办了“唱响淮剧”栏目,引起戏迷和观众的热情追捧,产生了强势“淮剧效应”,著名剧作家、“田汉文学奖”和“曹禺文学奖”获得者陈明在评价淮剧大典时动情地说:“淮剧大典为我们淮剧找回了久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展示了精神的源头,告诉他们自己的根!”^[14]

(三)基于科技发展的视角,电视媒体的使命是传承民族记忆、创新节目传播方式

科技发展给电视事业提供了硬件支撑。哈罗德·伊尼斯曾这样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民以食为天”走向“民以视为天”的崭新时代,电视成了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工具。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纪录片导演菲尔·艾格兰用了两年时间在云南丽江拍摄了人文电视纪录片《云之南》,全世界有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了其电视播映权。该片还屡获大奖,英国《每日邮报》这样写道:“不容置疑,菲尔·艾格兰将获得许多奖章,他还应该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揭开了一种文化,并向我们表明,在现实中的中国人绝不是不可思议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未正确地看待他们。”1997年12月,丽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如今,面对商业化的、现代化的丽江,人们感叹“也许若干年后,将只有在《云之南》这类纪录片中去找寻千年古镇的踪影”。

对于原生态文化来说,全球化语境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超越时间、跨越空间,得到更为广泛的支持和尊重,文化也只有交流才能得到延续。过去,非遗只能靠人传人,如今科技成就了电视,借助电视充分的话语权,不断创新非遗传播方式,让更多的群体记忆延续是电视人应尽的历史责任。2012年春节期间,海口电视台播出了13集海口非遗系列纪录片,将海南琼剧、三江舞虎、府城换花节、海南椰雕、斋戏等10多个当地非遗项目的历史起源、特点、发展、代表性传承人和经典故事等做了较为完整的记录和阐述,引发了观众对中华文明的一种发自心底的敬意,也给后人研究中国地域文化留下了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三、春晚:春节文化在现代仪式中的传播

传统节日既是节日的传播,也是传播的节日。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春节文化每年都在节日的“时空场域”内,以民间传播得到承继与创新。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传统春节仪式也出现了分化,农村社会继续保持着祭祖、祭神、拜年等仪式,城市社会电子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打破了节日世俗,它以一种横向的维度进入现代家庭,创造了新的文化记忆方式。1983年以来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极大地将时间压缩到空间里,创造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同时性消费(想象),已成为一种新的节庆仪式。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说,节庆仪式在当代具有一种“被发明的传统”的意义,有意识地创造“传统”就必须依赖仪式强化记忆,通过不断的重复以及集体性的参与,将那种“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认同性经验产生出来。

春晚作为当代春节仪式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仪式空间的变迁。春晚基本是保持在央视室内演播厅进行,在现场直播所构建的“天涯若比邻”的特殊时空里,个体通过观看节目,自然就置身其中,于是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连绵的“共同体”。^[15]其次是仪式过程的变迁。一年一度近五个小时的节目表达的是国家意志与民间意志的对话,通过国家叙事将当年国家大事与百姓生活最关注的事穿插叙述,不断强化“身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理念。仪式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春晚选材一直以吉祥、喜庆、欢快为主线,以“全国人民欢天喜地迎新年”为宗旨,以歌舞、小品节目为主打,体现举国同庆、万家幸福的氛围。遗憾的是,30载春晚是宏大的媒介仪式,却从未有狭义的仪式。狭义的仪式虽然是外在的行为模式表达,但它必然指向某个内核:生命感、价值观或是文化认同。仪式的本质源于宗教仪轨,仪式的宗教色彩赋予了其“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是人类文化最为深刻的内涵,也是处于信仰真空的多数当代国人最为缺乏的精神财富。^[16]仪式传承区域更是发生了变化,电视媒介的春晚传播产生了“去区域化”的现象,让不曾谋面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共同在场”感受节日的庆典。仪式传承方式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的家族习俗传承在这汇聚成了国家层面的喜庆传承,春晚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娱乐,还在于促使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在同样的氛围和感觉下迎接新年的到来。另外,仪式的文化记忆^[17]功能大大增强了。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将文化记忆的媒体归总为文字类的和仪式类的两部分,在各种仪式行为中,节日因其高度的公共性、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交流。^[18]如今央视春晚通过媒介呈现和介入使受众获得戏剧性的满足感,如同一场中国大家庭的除夕团圆仪式。家族、宗法和国家意识在这里高度融合,强硬的国家权力柔和地转化为人伦和睦、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19]正是这种转换强化了社会成员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意识,现代社会的春节新民俗才得以传承。仪式的禁忌功能则大大减弱了。服饰、布景、舞台、画面、道具、京剧、歌舞、方言等各种符号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融合,它们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使观众沉醉于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和盛世景象的“想象”里。

四、传统节日文化变迁的动因

仪式的变迁涉及形式和载体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充分表明仪式变迁正是社会变迁的影像,社会变迁正是这种影像的本质与内涵。^[20]中国社会结构的每一次激荡,都非常鲜明地反映到中国的节庆民俗中。探寻传统节日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一)纵观历史,以时间为轴,二元文化对立共生了岁时节日仪式

可以说仪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和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类学巨匠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的建构跟语言的建构十分相似。两者都是通过对立的关系和关联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都是靠逻辑关系建立起来的。”^[21]“对立”即“二元对立”,它是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其最基本的概念元素是二元编码进制。事实上,二元编码进制是人类物种最基本的认知逻辑,甚至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现实。生命—死亡概念,也许是人类物种智慧活动最原初的二元对立和生命体验。而精神和肉体、现象和本质、理智和激情、有限与超越、神圣和世俗、善和恶等诸多范畴,它们作为由之而引申的二元对立,一同被建构为人类智慧体系的基本概念框架。^[22]正是“二元”概念的产生,人类的文明才渐次展开,也正是“二元”观感的出现,儿童才开始了辨析世界的过程,才开始了自我意识的发展。^[23]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计算机运行的仍是数学家冯·诺依曼设计的二进制命题演算元程序,改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逻辑(二进制规律)。海德格尔也曾讲:从词根上找哲学。本文要探究的是节日文化变迁的动因,那么,仪式的产生逻辑是什么?这是首先要梳理的问题。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的核心是律己敬人,礼仪的表达方式是礼节与仪式,礼节是个体行为,仪式是集体行为;礼节是仪式的前提,仪式是礼节的集中展现。礼仪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后又经历了奴隶社会的夏朝祭天、商朝崇神、周朝敬人,礼仪从事神跨越到了事人领域,正是一脉相承的文化进步。从西周初期起,统治者就把推广礼仪当作了一项基本国策,要求全民尤其是官员们一切都要按照礼仪行事。与此同时,统治者也提倡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用更符合生命原本意义的方式去表现某些特定的礼仪细节:在上层社会推行礼制德治,《礼记·曲礼上》记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昏义》记载“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在平民社会实行礼俗教化,《论语·学而》记载:“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礼仪制度便自上而下且深深地植根于民间的土壤里。个体方面的人生礼俗(诞生礼、成年礼、婚礼、丧礼),集体方面的岁时节日仪式(春节、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等)以及日常生产劳动几乎构成了平民生活的全部内容;从燕(宴)飨之礼、田猎之礼、朝觐之礼、聘问之礼到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系统礼仪制度则构建了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些礼仪体系从根本上正是依附于宗法社会,它把家族关系中的血缘感情、长幼尊卑、远近亲疏深深地渗入到由家至国的各项制度中。文化的创造不仅表现为劳动工具的发明,更集中地体现为风俗制度的形成。^[24]平民礼俗与上层礼制的差异也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二元特性:精英性与草根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的仪式也普遍存在着二元形式: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对立,贵族与百姓之间的对立,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农忙与闲暇之间的对立,春夏与秋冬之间的对立,仪式行为本身与仪式要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对立等。

列维-斯特劳斯通过神话论证了二元对立是人类心灵的基本结构,认为一切关系最终都可还原为二元对立,各关系的每个元素都可根据对立关系中的位置被赋予社会价值。并且,二元对立的事项间具有特殊的转换关系,神话提供了解决这一转换关系的逻辑手段和两种关系间的联系问题。^[25]中国的先哲也用“一阴一阳谓之道”(《易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揭示出了客观世界存在的二元结构,用阴与阳之间的对立阐述了最基本的自然哲学原理。更为重要的或许在于,东西方的这两种二元结构理论都强调,阴和阳之间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对立关系,也并非是简单的“统一”,而是一种交互的转换关系。因为“统一”仅仅是一个神话或者仪式中的“状态”,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律以及特有的人伦观念安排了传统中国的岁时节日时序,在更为绵长的时间循环流逝中,这些关系是在不断进行着转换的。从对立到共生,从春华到秋实,从农忙到农闲……所有的对立关系就处在这种不断的中国农业时间转接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朝代的更替、士庶差异的消失,上层社会的部分礼制俗化为民众的行为规范,至秦王一统天下,两汉尊儒后,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礼仪文化。岁时节日是官民同祭同庆的日子,他们同样利用节庆和仪式祈求顺利和平安,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度在“农事”“祈福”“驱邪”等仪式主题外,又添加了“祭祖”“团圆”等“孝亲”元素。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岁时节日仪礼既维系着上层社会的礼法制度,又调整着基层社会的生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草根文化是精英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精英文化则是民间草根文化被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统治者升华、提炼后所形成的社会意志与精神追求。这种对立和影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动力。

(二)横看世界,以空间为轴,多元文化融合重构了现代媒介仪式

仪式不仅是一个具有广大容量和对不同信息语码进行贮存的大熔炉,^[26]而且属于一种“历史的容器”,既可以装载变迁的历史内容,也在历史的变化中改变自己的形式和样态以适应历史的变化。^[27]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993年)认为,冷战后人类的重大分野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的或文明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方面的。尽管文明冲突论一出便引发了众多的批评,但这一理论范式在某些方面仍然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冷战后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多文化的。近20年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西方文明是独特的,但并不是普适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不可避免。横看近代国际竞争脉络,中国政治结构变迁造就了春晚仪式,东西方文化对立重构了传统节日文化。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发起的大航海远洋活动促进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沟通,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鸦片战争之前,因为国力强盛,中西之间的交流,尽管存在“礼仪之争”,但中方还能处在平等甚至主导地位。^[28]而后列强的坚船利炮没有征服中国,基督宗教也没有使“中华归主,^[29]”但“五四运动”“企盼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而“全盘性反传统”将国门敞开无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而“全盘性西化”让国人在十字路口不知所措。当一个社会体系处于开放状态时,群体间不同文化所内含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体系,将会产生互动性冲击,二元对立便不断几何化成多元对立,势必形成一种竞争融合的态势。“文革”后人们又采取各种方式庆祝新节日或者度过传统节日,形成了各种在特定时空中举行的特定仪式。群体成员在仪式的实践中,“不断交流着彼此的印象和观点,这会加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纽带。而一旦他们试图要斩断这条纽带时,他们会感到这条纽带竟是如此坚韧”^[30]。三十多年来,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中国政府层面组织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法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范·根纳普在《通过仪式》中指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通过将这些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礼仪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仪式进程(séquence cérémonial),统称为“过渡礼仪”,包括三个阶段:前阈限阶段、阈限阶段以及后阈限阶段。人们在经历了这样的过渡仪式后,就实现了新旧不同性质的转化。维克多·特纳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在“通过仪式”中,人们从社会有区别的结构状态,进入无区别的反结构状态,再到结构状态。而所谓阈限期,即是反结构状态,在这“没有结构的地方”出现融合,形成一种平等的状态。春晚叙事有着明显的三段结构:在前阈限阶段,春晚要进行大量的创意、编排、彩排以及新闻发布工作。在阈限阶段,每年除夕晚8点在主持人热情的问候声中,春晚仪式便拉开了序幕,除夕夜与新年钟声敲响的倒计时是阈限中的阈限,而后又常在《难忘今宵》中结束仪式,演员们、观众们在经过阈限仪式后再聚合到原来的群体中,后阈限阶段既是过去的重新开始,又是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整个阈限阶段,无边无际的晚会空间替代了固有的中国时间,让所有华夏儿女“共同在场”,程式化的节目表演细述着民族记忆,支撑着节日的有序进行。参与者便处于“无时间性”“去身份性”,不受年龄、性别、种族、职位、阅历、地域的“结构”限定,正是在这种“无结构”的空间里,人类文化才得以创造,民俗传统才得以传承和发展。

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是西方工业时间的标准化计量打破了东方农业时间的顺势而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传统岁时节日不再席卷着神秘孤独地前行。新中国成立后,元旦、植树节、“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教师节、“十一”国庆节等新节日如期而至,情人节、愚人节、母亲节、感恩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不约而至。三大板块节日并存,分别满足了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和信仰追求。从另一个角度,也恰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包容和宽广。从百家争鸣到三教合一再到节日盛行的事实说明:文化一经产生,其交流是必然的;没有交流,就没有发展。继承传统文化,就是要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就是要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有节日文化的象征和意义,来自它们的社会系统,是社会规范与社会要素的相互作用制造了意义,节日的形式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后最根本的也是最基础的还是节日精神。不知道当宋词淹没唐诗、当元曲解构宋词时,先人们曾有怎样的忧虑?列维-斯特劳斯也曾认为,人类文化不仅会因为隔绝而产生差异,而且会因为联系而扩大这种差异,强化保持自我的愿望。在重新剖析和解读自我的同时,主动地向外界介绍、展示自我,正是由于充分的自信和自尊,让我们敢于将自我放置在一个多元文化不断交融的大环境中。^[31]

新世纪以来,中国兴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促成这一运动的时代背景非常复杂而又深刻,但若简单归纳起来,原因之一可以说是“文化冲突”所引发的“文化寻根”。

站在当下看传统,从民族文化中寻找中国精神力量的根基,并将其视为建设国民素质和增强国家“软实力”之国际竞争能力的本源,春节文化的传承,已经并将继续为中国社会的持久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五、电视媒体推动非遗传承的有效路径

党的文化发展战略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化建设问题做了全面部署,为电视媒体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全力推进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根本性指针。

(一)优化人才队伍

人才资源是电视媒体助推非遗传承的第一推动力。电视事业是一项专业技术含量很高的事业,需要高素质的采编播人才;非遗作为新的信息对象,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则更需要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从目前电视队伍的现状以及非遗传承的紧迫情况来看,“巧借人才,实现人力资源社会化”不失为困境中的捷径。一是专家学者人才代表。文化部于2006年成立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由民间文学及语言、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由各类非遗项目共计六十八位专家组成,他们能提供较为全面的咨询服务。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亦能成为非遗电视传播的指导者,如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他主持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获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北京师范大学萧放教授,他主持的“中国传统礼仪文化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研究”获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其他如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委托项目“弘扬节日文化研究”等项目积累了数千名专家学者的才识。还有一类是常年工作在乡村文化站的文化干事代表。如,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文化站站长吴水霖,对家乡的民风民俗了如指掌,2010年策划的“蒙恬会·祭笔祖”活动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每年的“含山蚕花节”清明民俗活动他也是主创人员之一。无数这样辛勤工作在基层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是非遗实践活动的调查者、参与者、指导者和管理者,他们最为熟悉非遗的过去与现状,他们对非遗的未来有着期待。另外,大学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广泛参与能使非遗呈现“活”态。适时聘请这些编外人才参与到非遗传播的电视战略研究、节目咨询、节目调研、节目策划、节目主持等工作中,将会是非遗电视事业发展的有益补充。

(二)进行节目策划

非遗极具地域特色,对许多普通观众而言,非遗仍是陌生概念。教科书式的说教和学术式的传承,让老百姓迷惑不解,很多非遗“养在深闺无人识”。电视媒体理应加大力度系统宣传。一方面,电视媒体人应将节目的经济诉求转化为具体的调研,要深入民间,尊重民众的习俗和信仰,开挖深厚的“文化富矿”,切实做好桥梁纽带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因势利导,将民间朴素的生活方式逐渐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让更多的民众体验到支流的、边缘的民间智慧和地方性知识。策划是非遗节目生产和运作取得成功的保证,策划的核心离不开内容和形式。2008年东方卫视的“非常有戏·寻根之旅”运用多种电视手段的交互利用,找到了文化与娱乐的交融方式。在节目录制过程中,让在各自领域有突出表现的艺术家担任“文化寻访者”分赴全国18个地区寻访非遗;在节目播出过程中,让观众一边跟着艺术家的脚步零距离接触各个地域的风土人情,一边参与非遗锦囊解密。该节目播出时,收视率位居东方卫视之冠,创造了几乎在一夜间一扫传统戏曲曲高和寡的尴尬现状的奇迹!

(三)整合媒介传播

任何一种文化传播都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媒介博弈中传承的。新媒体逐渐惠及普通民众,促使民众思维习惯、身体机能和整个社会组织形态发生改变,如何让传统文化面对新时代的民众需求而生生不息,是非遗的传承与创新这一重大工程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意义上,电视媒体需要与多种媒体高效联动推动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010年浙江温州电视台公共民生频道播出了三十集《守望非遗》专题节目。节目播出的前两天,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温州都市报》以“《守望非遗》春节展播”为题介绍了该节目;而后节目主办方又联合相关机构制作了《守望非遗》网站,上传节目视频、编导手记、拍摄花絮等资料,一名网友留言:“温州竟然有这样的节目!”该节目还被浙江卫视国际频道全部收集播出,使全球44个国家有机会收看;同年7月与节目相关的同名书籍正式出版,又引起了众多外媒的热切关注,温州都市报论坛以图片文字推荐的形式,在博客版连续滚动两周。立体式的媒介传播方式不仅引领观众感受温州文化的独特魅力,还成就了节目自身:《守望非遗》荣获第十一届全国电视文艺“百家奖”优秀栏目二等奖,其中的第二十三期《舞得水袖满园春——瓯剧》节目荣获第七届全国电视戏曲“兰花奖”一等奖和优秀摄像两项大奖等。

今年4月24日杭州的《钱江晚报》本地新闻·民生版用整版报道了《杭州,能否建一座“口述历史音像资料库”》,随后热心支招的人们几乎打爆了热线电话,25日、27日该报就读者建议又进行了后续报道。不难看出,民间有力量、民间有智慧,只是需要有载体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更希望电视媒体也给非遗开设这样的直播时空。

(四)完善资料库

作为人们获取信息、增长知识的重要窗口,电视媒体将节目创作与非遗保护相结合,对于推动非遗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将使电视媒体具有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目前播出的有关非遗的节目,无论是新闻播报还是专题节目,都倾注了电视人大量的心血。如,上文提到的《中国记忆》,栏目组历时1年多,从全国上千个非遗项目中选择了30项,记录了原始素材500小时,为一批原始神秘的民俗事象和民间绝技保存了生动的形象档案,最后播出了共计15小时的30期节目。今年的清明节浙江湖州举行了“含山轧蚕花”大型民俗活动,浙江卫视、浙江经视、湖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等多家电视媒体都进行了8小时以上的全程录像,而后三家媒体分别播出了1分多钟的新闻节目。电视节目播出的时间十分有限,但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可以经整理形成非遗资料库,以一个项目或一类题材建档,并配上相应的简易报告,以及采访者、编辑者等主创人员的笔记、后记等,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面向社会开放,实现资源增值。

对于电视媒体助推非遗传承而言,上述四种路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共同作用形成合力。缺乏人才将使电视媒体影响力降低,失去可持续推动力;缺乏观众喜爱的非遗节目则不能发挥电视的整体优势;缺乏媒介整合有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曲高和寡;缺乏资料库的建设则是对国家资源以及节目组劳动成果的浪费。只有将多种路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发挥出电视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