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交通枢纽的南宁文化地理位置

第一份《南宁府志》乃明人郭楠于嘉靖年间纂修。目前的嘉靖十七年（1538年）刻本存于“天一阁”。此志十卷，张岳《序》注明：“南宁故无志，嘉靖丁酉冬，吾友郭侯世重守郡，乃创为之。”在《序》中，张岳曰：“南宁，古邕州之地。西通云南，南控交趾，近厄两江溪洞之间。尝考图经，右江出云南峨利州，左江出交趾广源州，而会于郡之合江镇，入郁江以达于海。两江之所包络地方数千里，大者为府，次为州，次为县，其最小者为长官司。时平则南宁通其驿道，一不幸稍有警动，驻节转镶亦必于南宁焉。有事故欲经略两江，必自南宁始，唐以邕州开都督府，列于五管。……夫古之部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与其道里远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势，以临制上游；或顺臂指之义，以控运四外，要归于建威销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两江，东包廉、钦、浔，郁以北，尽乎宜、柳之境属之南宁，使自为牧镇，此所谓臂指之义也，则两江溪洞可以驯服。两江既治，虽以南略交趾可也。或曰如此则何以为广西哉？曰夫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属翼轸。九嶷苍梧之山，形势曼衍，首起衡岳，腹蟠八桂，而尾达乎苍梧。湘漓二水分绕其下，桂林据其上游，若屋极然，此以谓建瓴之势也。衡永邵道，郴桂诸郡，西，并故所辖桂、昭、梧三郡统之，其封略故为不小矣。今荆湖地理阔远，行部使者，病于不能遍历，或议欲析而二之，而衡湘间数郡，岁调兵食以给广西，盖犹属之也，若举而移之，经制一定，为服岭安危，计虑久远，宜无出于此者。”^[1]

从此志可知，中原文明逐步渗入广西，最初主要经过湖南。至少在明嘉靖时，广西是湖南的附属文化圈中的一员。故而广西戏曲最初从湖南而来就毫不为奇。

嘉靖《南宁府志》记录最多的内容，乃官兵镇压蛮夷之事，从北宋镇压侬智高起义一直叙述到到明代各种战役。如卷六即将战事死难官员名单一一列出，其中可以看到邕州正是在这一系列战役中逐步进入朝廷视野，让朝廷真切意识到此地扼守两粤的关键中枢作用，开始在变乱之后，下大功夫经营邕州。而且从《南宁府志》的叙述中亦可看到邕州（南宁）和宾州（宾阳）之间由于作为同一交通线而天然具备的密切联系。如卷六的“张拱为广西都监，侬贼围邕州，拱自宾州引兵来援。既入而城陷。拱骂贼不屈而死。逾月得其尸，如生”。

此前，明正德年间的桂萼在《广西图叙》之“序”中曰：“广西古百粤，地当岭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带提封甚广。然内给藩封，外困边圉，而风壤气习又视广东特异。如府江绵亘八百里，则已半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为寇窃。不但古田、荔浦数县，苦其蚕食而巳。浔州则大藤峡跨在黔、郁二江之间，诸蛮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则投窜。虽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兴安西延，六峒与武冈州阳峒接壤，瑶实据之，是为桂林北境之患。柳庆以西，则八寨号为盗区，洛容、怀远并罹惨毒，而宾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带，惟岑氏最强。思田既已残破，则泗城州犹婴樊之虎，计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宁控遏两江，坐蹑交趾，桂管保障，或者其在是乎。”^[2]

万历年间《广西通志》卷二十一《湖广戍军》提到：“国初调广西劲卒从征安南，而广西猺獞复蠢蠢煽动，于是调湖广贵州军讨平诸蛮。永乐二十一年，总兵奏留湖广兵五千、贵州兵二千守备广西，从之。其后广西尺籍什无二三，于是增调湖广贵州军共一万五千，轮班操备。复因征麓川，将贵州五千军掣回，只留湖广军一万，分为两班，戍省城者，荆州卫三百三十员名，长沙卫五百一十五员名，永定卫三百一十五员名，夷陵千户所七十员名……”

嘉靖七年，为对付卢苏、王受造反，王守仁率湖广兵抵邕。卢王两人受降后，仍有余部顽抗。王守仁以病痛之躯，一面指挥战役，一面应对朝廷中诸大臣对他的攻讦，为此还撰写了如何处理乱局的系列奏折，如载于万历年间《广西通志》卷三十八的《抚平思恩田州疏》中，他就强调征讨不如安抚，并且列举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连年兵疫困苦已极而复重之”。此文提到“臣至南宁府，乃下令尽撤调集防守之兵。数日之内，解散而归者数万有余。惟湖兵数千，道阻且远，不易即归，仍使分留南宁宾州解兵修养，待间而发。”在南宁和宾阳两地，有湖兵留守，至于后来这些兵士是留在此处落户繁衍，还是返乡，王守仁此处未谈及，我查其他史料也语焉不详，但毫无疑问，后来宾阳传入丝弦戏，南宁传入祁剧，都与军事和商业的交通往来有关。

《广西通志》卷二十《财赋志》之《盐法》提到：“洪武二十八年，兵部尚书唐铎言，长沙宝庆衡水四府郴道二州仓盐甚艰，广东积盐有余，而广西新立诸卫粮馕不足，若将广东盐运至广西中纳，军民交利其于计，便上从其议，命广东二提举司运盐八十五万引至广西桂林，以给商人之入粟者。于是粤东之盐始达之粤西湖南矣。”食盐在明、清两代的重要性无须赘言，盐商之富庶世人皆知，湖南戏剧进入广西、广东可能就由此而来。

这里沿水、陆道路的延伸，宾阳（宾州）、南宁都渐次进入了湖南文化圈中，宾阳丝弦戏与湖南的武冈丝弦戏之间的关系虽已不可考，不过可以看到它们在地理上是可以互通的。

明曹学侩《桂林风谣》有云：“楚粤流皆仰，湘漓水自分”“箫鼓沸中秋，肩挑水族稠”。明人刘大厦《柬王宪佥诗》则曰：“邕州壤地接交南，凄楚夷风不恶谈。”所谈的都涉及广西作为湖南、广东文化流传地，与当时的强势文化圈的密切关系。戏剧的传递，大概与该地区作为交通中枢有关。先进文化借由水路到达广西，到达南宁，带来了八音，又带来了祁剧。

“邕剧”影响百色、云南，仍然是借助商业的力量，南宁地区的商人夹杂在顺流而下的粤商当中到达这些地区。

文化学者潘伟胜在云南采风时，于剥隘新镇观音庙遇见了原籍南宁的七旬老人周燕莲。周燕莲老人操一口纯正的南宁白话，为世居剥隘人，祖籍南宁麻村。祖上即从南宁沿邕江右江迁来，在剥隘定居，繁衍生息。当年，剥隘地势险要，有舟楫之利，商贾云集，有“小香港”之称。其父亲周金年走船，在剥隘做饮食生意，并娶剥隘人韦翠芳为妻，在此营生。周燕莲一家正是这种水道商业流动的典型写照。^[3]

如百色田东仑圩就是个独特的地方，是百色旧时的交通枢纽之一。其地处桂西，至今仍有相当多居民使用“白话”（粤语方言）。这批人很可能就是当年沿着西江，进入邕江，再进入左右江的粤语客商后裔。正如非粤语区的人至今很难搞明白邕州白话跟粤语的区别一样，他们也很难搞清楚此时已经广府戏化了的“邕剧”戏班跟粤剧戏班的区别。

至今云南仍然习惯称这些来到本地的戏班所演之戏为“广剧”。“地处中越边境的河口县，由于两广商人到此地定居经商，广剧亦随之传入。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节，驻防安南保胜（今越南老街）的广西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抗法祝捷，从广西宾阳请来广戏班，在河口观音庙前举行为期一周的军民联欢。1915年，河口成立两广同乡会、商会，先后从广东、广西请来军民乐粤剧团和岭南粤剧团，在河口及越南老街、谷柳等地演出达十年之久。以后，广剧便时演时停，直到1946年剧团散伙、转行，许多粤剧演员仍留河口组成业余剧团，继续演出至新中国建立时才停止。1954年，河口县文化馆组建业余剧团，经常演出粤剧，“文化大革命”中被勒令撤销。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粤剧爱好者又相继恢复活动，后因演员老化，有的已不在人世，且经费无着而停止活动。但广剧在当地群众中影响很深。^[4]

这里的“广剧”即广府戏，实际上以“邕剧”及其兄弟戏种“宾阳丝弦戏”为主，与后来的“粤剧”（广东戏班）有区别。上演的“粤剧”实为广府戏化了的“邕剧”，以及“邕剧”化了的宾阳丝弦戏。这样说可能有些拗口，但能更精确地描述其时的状况。

作为旁证，可以看看越南戏剧。晏甬同志在其1962年的《越南戏曲访问记》一文中提到：我们也看过一次北方纵剧（今多译为嘥剧“Tuong”——笔者注），它的服装靴帽和中国潮剧、粤剧很相像，大蟒大靠，靠旗是方的，很大，插在腰际，唱法也和中国相近，听说过去常有广东粤剧演员到越南的纵剧班里和越南演员同台演戏，他们各用自己的语言合演一个戏。^[5]

越南嘥剧“Tuong”的情况，从侧面反映出广府戏沿着商贸水路进入越南后对越南本土戏剧的影响。按照时间逻辑推断，第一波到达越南境内的“粤剧”，也并非后来通常认为的“粤剧”（广东戏班），而是广府戏化了的“邕剧”。在越南因为“邕剧”而接受了广府戏之后，更为现代、精巧、夺目的“粤剧”（广东戏班）才姗姗而来。只不过两者在当地人看起来并无太大区别，于是索性统称为“粤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