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传统之后的彷徨

19到20世纪是个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各种社会和文艺思潮迭起，从思想流派到绘画流派再到文学流派，各种不同的追求接连涌现。在文艺方面有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这些思潮的涌现，看似眼花缭乱，实际上都表达着同一个主题：彷徨和怀疑。

自古以来的传统社会结构秩序在工业时代到来后的现实冲击下土崩瓦解，其所包含的信仰也遭受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与此同时，新的秩序却迟迟无法建立。人们不断追逐新兴的思潮，然后发现其无力撑起格局而放弃，转而追逐更“新”的，然而这些“新”思潮到头来却不过是出现时间上“新”而已，内核却仍然无法与旧时代划出明确的界限。人们的热情不断被调起，又不断以挫折收尾，故而人们对理论体系开始习惯性地持有浓重的疑虑态度。

20世纪，人们对既往理念的怀疑，前半叶先是以前述的“现代主义”庞杂思潮起伏，到下半叶又以“后现代”的形态彰显。如今学界多以“后现代”为“后学”来研究，其实那只是18世纪延续下来的怀疑论思潮所衍生出的子级思潮罢了。21世纪里，中国文化语境在整体上就处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处于怀疑论氛围当中。既往价值观遭到解构和质疑，但解构和质疑者又无法建立起获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而是愈加众声喧哗，犬儒主义和嬉皮主义横行。

“五四”运动在形态上是对儒家传统的反叛，实际上仍然隶属于全球性的彷徨和怀疑思潮：对旧秩序失望，总想建立新秩序却不得，于是陷入焦虑之中。

利斯在其《宗教人类学》中写到：“人类当中的一种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是依赖于一种社会成员们精神中的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控制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所以仪式就显示出了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作用。仪式可以调整、维持并一代又一代地遗传这种感情，社会的章法就是依赖于这种感情。”^[1]

昔日稳定的传统社会已经无法适应忽然到来的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却也无法建立如同传统社会一样稳定的思想秩序，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虽然百弊丛生，但却都能给民众以精神世界的安全感和皈依感。新时代一切都在飞速发展，但人却常常陷入无家可归的恐慌之中。

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其结构深处实际上即为这种怀疑主义在诗歌上的体现。白话文的“新诗”究竟“新”在何处？这是最让新诗作者最为纠结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将自己在质的规定性上与旧诗区别开来，你怎么能说自己是“新”的呢？30年代时，胡适开新诗之先河，最后“整理国故”，重返旧诗怀抱了；卞之琳仍继续尝试通过翻译从域外寻找革新的契机；废名认为“新诗也只是一种诗”，并不意味着新诗就是对旧诗的进步。

“言志”传统的道统在新诗作者看来已经无法继续，“缘情”作为反叛“言志”的另一条思路，在相当程度上也滑入道统的范畴，明清以后抒发的常不过是“暂时坐稳了奴隶”，抑或“求做奴隶而不得”的虚假情怀。那么诗歌究竟还能言说什么，还该言说什么？诗人开始痛苦地探索，探索的道路通向各方，其中之一即是诗言“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