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条道路的探索

除了罗小凤所列举的以废名、何其芳、卞之琳等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之外，同时代的新诗作者还包括左翼作家，他们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言志”和“缘情”传统的复归。但这种复归带上了时代的烙印：“革命”。“言志”被转换为图解概念，将诗用作政治的传声筒。人们可以笑谈他们作品的浅稚，但不能否认他们同样是在寻觅新诗革新的探索方向，且留下诸多可资参照借鉴的经验教训。

而鲁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学者则以北大《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为阵地，发起“歌谣整理运动”。鲁迅在1913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

而胡适则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提倡“整理国故”，断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他们这些方向所进行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都可理解为试图对新诗、新文化运动所遇困境的突围。

正如新文化运动先驱低估了推翻积弊已久的儒（法）家精神传统意识形态的难度一样，他们也同样在新诗改革中低估了以新诗取代古典诗词的难度。新诗作者们痛恨古典诗词的因因相陈和重重禁锢，可同时又驾驭不了新诗的极度自由。于是总在古典诗词的一潭死水和新诗的野马狂奔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于是立足新诗，对古典诗词进行再发现，重铸中国诗歌传统，就成了新诗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间歌谣在他们心目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探索新诗道路。郭绍虞在当时写到：“自然的灵秘，不必一定是艺术家才能感受得到，才能表现得出，尽有不识文字的人自能运用真实、朴素、逼真的手腕，发为自然的歌诗，成为天地间的妙文。因为他并不懂格式，所以不为格式所拘泥，他又本不要雕琢，所以不受雕琢的累赘。”^[2]

胡适在1936年的《歌谣》复刊词中有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二十年来的新诗运动，似乎是太偏重了前者而太忽略了后者。其实在这个时候，能读外国诗的人实在太少了，翻译外国诗的工作只算是刚开始，大部分作新诗的人至多只可说是全凭一点天才，在黑暗中自己摸索一点道路，差不多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可供他们的参考取法。我们纵观这二十年的新诗，不能不感觉他们的技术上、音节上，甚至于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关于整理歌谣的目的，胡适在此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以新的视野对民间歌谣进行“再发现”。

从诗歌的层面上看，“整理国故”和搜集民歌都是他们对传统道统诗歌和欧洲现代派诗歌双重失望和焦虑状态下的另辟蹊径之举。想从一个远离道统，不知有欧美，却流变数千年不绝衰的歌谣中汲取精神资源。试图以“礼失求诸野”的方向，在现代理论思维下，继承且超越竹枝词传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现代派，又不同于传统的新路。虽然这条道路其实非常坎坷，因为民间歌谣质朴粗糙的特性，很难承载新诗希望给予它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