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当下的“灵魂话语论”

罗小凤的诗歌理论建设成果丰富，其中我认为最具有当下关切的是“灵魂话语论”。在她看来，诗是灵魂的话语，是诗人与世界对话时灵魂深处的声音，

朱光潜.诗的主观与客观［J］.人间世，1934（15）：13.

［俄］什克洛夫斯基等著.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6.但当下诗歌却大多灵魂缺席，失去了灵魂，因而她针对当下诗歌的困境，提倡诗歌表达须有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其具体体现即为足以抵达人类灵魂深处的话语：“这是一种抵达高境界、大情怀的诗歌话语，无论诗的内容抑或诗的艺术，均自觉追求高境界，表达理想化的诗歌情怀与终极意义，具有照耀性与启示性，却又并不流于空洞浮泛的理念表达，注重由个体经验提升至人类普遍经验的传达。”^[8]

罗小凤将目前诗歌存在的问题，归纳为“轻”（陷入日常生活琐碎化的陷阱）、“平”（诗性遭到消解）、“白”（口语诗歌的泛化）三大症状，这可谓直切当下诗歌浅俗化的弊病。她以研究新诗为基点，于是当她再以20世纪30年代诗歌运动的视阈反观当代诗歌发展时，即能以更为宏大的历史维度来审视当代诗歌发展遇到的问题。虽然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直被打上“断裂”的标记，但事实上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传统。^[9]

新诗对古典诗的“再发现”，不但有对形式上蕴藉和凝练的审慎，而且更包括对思想深度的追寻。而当代诗歌在这方面则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

跟新诗相比，古典诗词尚简。这或许是因为与今人相比，古人书写颇为不易，且不提甲骨文，即便是百家争鸣的时代，竹片布帛也是难以大批量获得之物。故而古人落笔，往往言简意赅：一段能言之，则不为一篇；一句能言之，则不写一段；一词能言之，则不用一句。如此苛刻的字斟句酌，才成就了古典诗词的经典性。今天的诗人，在落笔时一定要思考，自己的文字是能有如同河流一样流传下去的价值，还是仅仅好似几波大浪掀起的泡沫。

罗小凤指出，卞之琳、废名等人在翻译外国诗歌资料时，经过对照中国古典诗传统，重新发现了“含蓄”这一传统诗歌质素在欧风美雨语境下的重要意义，从而在新的层次上形成了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对传统的“再发现”，既不是简单的继承传统，也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而任意挪用和随意言说，而是通过援引丰厚的传统资源，在新的语境中重构出具有思想深度和感情厚度的当代诗歌。“含蓄”对于今日诗歌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平”，实际上是对言语的放任自流。海明威提出过“冰山理论”，即“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虽然该理论所谈的是小说，但道理是一样的。诗歌作者没有必要将全部内容书写出来，而只需要也应当把最关键的部分提炼为文字，而剩下的八分之七，让读者在文本细读时自己去进行情理建构。优秀的作品，应在有限语言中表达超出字面的更多信息量。现在许多诗歌之所以出现“轻”“平”“白”的症状，主要是因为作者知识储备不够，思考的深度不行，这才导致其文本语言在密度和厚度方面出了问题。

作家陈应松曾言“有的作家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包括少数民族）也显得很窄。有人写一朵花一只鸟却显得大气磅礴、气象万千。”这即是语言密度和厚度的问题。^[10]

以罗小凤在评论中所举的张进步的《有病》一诗为例。该诗所存在的问题就颇有代表性：“大街上的人都怎么啦／有人卖油炸臭豆腐／有人买油炸臭豆腐／有人卖夹馍／有人买夹馍／有人卖甘蔗／有人买甘蔗／有人卖水果／有人买水果／有人卖衣服／有人买衣服／有人开车／有人坐车／有人走路／有人走路还勾肩搭背……这些人是怎么了／有病啊。”这首诗颇有意思，以反复的修辞手法，将具体场景堆砌在一起，力图将作者的烦闷心境借助环境侧面烘托出来。这样的砌景写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著名的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在前面反复砌景以追求最后一句画龙点睛效果的诗歌也不少。据说郑板桥有两首“沉尾”的诗。一为《咏竹》：“一二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自然淡淡疏疏，何必重重叠叠。”第二首最有名，后来还被附会为乾隆帝跟臣子的补诗故事：“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此诗事虽不可考，但却道出一条深刻的道理：一首诗歌如果能在结尾以精巧设置的诗句收尾，还是能以补笔营造出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张进步的《有病》虽然前面浅俗不堪，但如果结尾有精妙构思，或能成其独特。如：“即便世界黯淡，也不能妨碍我们活得精彩”，则或可诗境为之一变。然而张进步却以败笔结尾：“这些人是怎么了／有病啊”，不但不能提升诗境，反而加剧了全诗格调下滑的沉沦之势。张进步此诗不但缺乏把握整体情景的能力，而且浅白有余，思想性不足。没能从这嘈杂的众声喧哗中追寻出深层次的共性，也没能“由个体经验提升至人类普遍经验的传达”。作家何述强说过：“优秀的写作者，永远在吸收新的养分。能够在限制当中把握自由，在喧闹中追寻内心深处的宁静。”而在诗人张进步的笔下，喧嚣未能被诗意性地捕捉，反而成了影响人心态的外在束缚。

罗小凤曾在探讨“80后”诗人时提到：“每一代人都无从选择地遭遇其所适逢的时代、环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风雨、辛酸、压力、问题、困境，这是形成他们诗歌中不同的底色、趣味、主题、风格等诗歌特征的背景与指数。”^[11]

那么换句话说，其实现在一些青年诗人笔下的诗歌之所以“轻”（陷入日常生活琐碎化的陷阱）和“平”（诗性遭到消解），恰恰就因为没有以自己本应有的独特视阈，通过个体生命的悲欢将自己这一代人的辛酸与喜悦展现出来，于是无法与时代精神契合，故而难以获得读者的共鸣。

作为对比，“文化大革命”时诗人郭因所作的诗歌就能直接体现那个年代人们的痛苦和愤怒：“沉默，有时是最高的轻蔑／沉默，有时是最大的愤怒／沉默，有时是最深的同情／沉默，有时是最热的爱恋。”（《沉默》）“狼如果有人喂肉，它终究会变成狗。鹰如果有人喂米，它终究会变成鸡。”（《狼·鹰》）同是非常口语化的诗歌，郭因诗歌的思想深度就远胜于当下的口水诗。这使得郭因的诗歌不但是浩劫年代一位知识分子所记录下的自己那真诚而勇敢的心路历程，而且也如同一杆默默立于文学大道旁的路标，提醒着我们，作为一名写作者，究竟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以及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灵魂深处，都有共通的话语。真正大情怀的诗篇，所需表达的恰恰就是这种个体生命视阈中的灵魂共通感。罗小凤在探讨“80后”诗人时，提出了“精神脉象”的概念，即一代人因其时代遭遇而产生的感触思索，会反映在其丰富的精神世界中，而诗歌的生命正是要将这一纷繁复杂的精神历程凝炼为诗文。

昔日诗人的诗作之所以被后来者铭记，即在于这些诗歌彰显了那个时代的脉象，后来者经由对脉象的体悟，不但感受了过去，而且遥望到了未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人书写的是个体困顿或舒展，但读者阅读到的却已经是超越个人世界的一代人的普遍处境。睹物遇事，每个人都会涌生情感，然而能以开阔而独到的视野将之呈现出来的，方为诗人。

诗歌之伟大，不但在于它能感动当时的人，而更在于它能穿越时空的阻隔，实现跟后人的文本沟通。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的一生太短促，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局限当中：知识的局限，能力的局限，思想的局限。但就算这样，每个人仍然要面对那么多无法预料的艰难困苦、悲欢离合，在这样的有限性当中，我们仍然怀着梦想仰望星空，即便远方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烁，我们也能从中窥见黎明。思想和爱，能超越生命的短促，而承载思想和爱的文字则能超越时间的局限，一代一代传下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被我们的肉身困在了此时此地，唯独我们的思想能够通过我们的文字，穿越了过去和现在，超越了现实和本真，进入伟大的永恒。古人明白生命是有限度的，他们已经见不到我们，但文字可以让我们明白他们的思想，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不同时代的人，字面对话是唯一的方法，故而古人对待文字要远比我们今天有些作者要虔诚，因为面对时间的长河，他们落笔时常怀敬畏之心。

罗小凤“精神脉象”说的出发点是对各个代际诗人的整体风貌进行概括，但实际亦梳理出了诗歌写作的思路：将时代精神融入个人思考，亦以个体生命的情思反观时代走向。所以她的“灵魂话语”对当下诗歌批评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建构了直面现实和心灵的图景，这为我们思考中国诗歌的整体发展状况有着切入当下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以凝练诗歌意象为基始，进而构造具有真情实感的可传达性和哲理内涵的意境，穿透一般的日常主义与经验主义书写的囿限，深入个体存在，展开生命个体的内在冲突，真正抵达诗的高境界，抵达灵魂的诗意栖居地。”拥有灵魂的诗歌，才是能够穿越时代局限，达到与时代乃至人类精神相交接高度的文本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