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制陶传统及其地理分布

人类学学科有对器物和工艺进行专门研究的传统。早在学科诞生之初，“库拉圈”中流动的贝壳饰物便是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岛民社会文化展开论述的基础，博厄斯及其门人弟子也对印第安人器物上的纹饰进行了细致讨论。在众多的品类中，“对于人类学家来说，陶器可能是最重要的制造物”^[33]，它对于了解区域内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这一判断在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时可能尤其确切。

制陶起源自古老的时代，即便是在上古文明中也可算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普遍性技艺，尤其是在那些缺少金属矿产来源或者加工技术的区域，制陶工艺往往比较发达。中国各个傣族居住区的铁器生产均不多见，当地人习惯将黏土经过简单加工后制成耐用的日常用品。在这些地区，各种朴拙的竹木制品往往一同伴生。与后者相比，陶器有很多的优越之处，耐水、耐火、透气，还能一定程度上抵御酸碱腐蚀，能够满足多种日常需要，所以直到现在传统陶器仍然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中重要作用。

目前傣族制陶在云南西部和南部的西双版纳、临沧、普洱、玉溪、德宏及红河六个州市仍可见到。保存有传统制陶技术的几个地州县市联合申报了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过国家和云南省两级名录之间存在一些差异需要进一步厘清。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这项技艺的定位主要突出的是慢轮，实际上，无陶轮的制陶传统同样具备保护价值。传统制陶的标志产品“圜底罐”要在膝头上不断敲打成型，使用陶轮的时候并不多。而所谓的慢轮只是一个可以旋转的便于操作的平台，无论是放置膝头承托陶坯的木板还是以竹筛、陶罐充当的工作台都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所以单是“慢轮”并不足以定义傣族传统制陶文化，这也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将这一项目笼统地称为“傣族传统制陶技艺”的原因。它通常具备以下四个主要特征^[34]：

1.以女性为主的业余生产；

2.不使用提拉成型技术的手工制作；

3.露天堆烧或采用一次性薄壳窑的低温烧制；

4.器物类型以日用为主，修饰较少。

另外，不同地区制陶工艺的传承情况也不尽相同。临沧和玉溪的一些制陶村庄，制作和销售尚属兴旺，但在更多的地方，制陶传统却已经岌岌可危。德宏州的传承人已过世，其工艺没有直接继承者。在非遗保护的热潮中，经地方文化部门协调，选出了新的传人重拾这一古老技艺。红河州原来登记的项目地红河县迤萨镇已经无人再从事制陶，但元阳县南沙镇还有几位傣族妇女延续着当地的制陶传统。另一方面，制陶活动本身也出现了显著变化，比如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很多地区开始大量生产更能彰显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工艺器物。通过对参与并推动这一改变的技师群体进行访谈和观察，能够更好地理解制陶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经过漫长的时间，傣族古老的陶器制作技术已极度萎缩，目前只分布在特定的几个村寨中，甚至汪宁生等前辈学者们曾经进行过调查的很多制陶村寨都已停止了生产。将制陶与地域文化结合进行研究或许已是亡羊补牢，但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古老的制陶体系与傣族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怒族、佤族和彝族社会中也有同类型的制陶技艺存在，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发现，佤族传统的制陶是从孟连县傣族学来的^[35]，其他两族则都是单点分布，不仅不成规模，而且除了元江这个同时也是古代傣族分布区的县份仍有一位年事已高的彝族妇女保持生产外，其他基本已经中断。当然，这不光是分布地域的萎缩，实际上还有一个生产和使用频率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傣族家庭放弃了传统陶器的使用，可以预见，如果支持力度不足，一些现在仍勉力维持的陶匠会无法招收到新的从业者，最终导致传承中断。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传统陶器很多时候都被视为全球化席卷一切前原住民文化最后的堡垒，很少有学者对传统制陶技术的长久存续持乐观态度。无论其最终的命运如何，研究者都应该尽量客观全面地观察并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并适当地提出一些基于自身学术思考的见解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