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制陶的自我延续之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观察

中国地域广阔，民间制陶本来各有自己的制作体系，但目前看来，各处在陶器制作和烧制上都逐渐趋向一致。东部地区的制陶工艺在偏远的边疆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或许可以视为是正在出现的国家工艺一体化大趋势的一部分。不过，不同地区的不同从业人员之间也出现了分化，面对时代洪流他们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曼斗和曼阁两个村寨同处景洪城郊，制陶艺人也彼此熟知，但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曼阁的岩罕滇家族除了雇工生产之外，采用的制陶工艺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对陶泥的细致淘洗、引入龙窑以及电力设备的使用，这三项在传统的制陶中是无法见到的，却都堪称是传统制陶产业自身提升最为常见的途径。曼斗寨的玉勐家显然保存了更传统的制作方式，坚持使用慢轮生产，烧窑多数时候也采用稻草抹上灰泥形成的一次性薄壳窑。不过就算是最恪守传统的制作，慢轮本身也已经过了明显改良，早期调查记录下来的使用一根细木柱深埋土中，再套上一根竹管作轴，上面支上一块底部有小孔的圆木组成陶轮的情况^[48]早已不见，她现在使用的是用自行车上的车轴承载木板形成的转轮，不仅方便移动，而且旋转更加均匀、平稳，转速也有明显的提高。

对于传统文化，人类学很少会同意封闭保存的意见，非物质文化的研究者也多提倡在传承中甚至是在开发中进行保护。即便我们经常要面对以脱离传统的方式来延续传统的情况，但仍需重申傣族传统制陶技术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门类。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契合度并不高。玉勐在丈夫的帮助下对陶轮进行了改良，生产的陶器也越来越多地出售给茶商和游客，但她的制作仍然还是在原有道路上前行。不过，跟随她学习慢轮制陶手艺的侄子和儿子一直在尝试制作销路更广的茶具和酒具，但是因为烧成温度比较低，硬度不够，无法完全杜绝渗水，盛放的液体也很容易染上泥土的味道。实际上，傣族制陶只是与传统的生活方式相适应，除了固有的用途之外，开拓新的类别有特殊的难处。另外，传统制陶实际一直以日用为主，具着很强的“庶民性”，装饰手法较少，留存下来的独特器形也不多，综合而言审美上的总体表现也不突出。他们的尝试一时很难成功，这至少有部分是恪守传统的代价。

长久以来，傣族制陶都被视为“我国最原始陶艺的代表”^[49]，它确实也正在逐渐退出日常生活。一些地方因为注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才得以表现出比较繁荣的场面。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民间工艺实际都有一定的自我修复、延续和发展的能力，因为与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息息相关，艺人们总会努力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源，提升自身技巧，进行产业升级。以岩罕滇和玉勐的作品比较，后者更多地保留了傣族的传统，但从陶瓷专业的角度评价，前者的作品更为成熟，其家族很早就把制陶当作一种专门的产业来运作，在市场上的销量和影响力^[50]也绝非玉勐的手工生产可以比拟。对于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制陶从业者而言，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品类，产品线自然不会只停留在民用器皿中，而要跟随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产品。我们尊重艺人的努力，但是这种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却是必须警惕的，所有的观察和评价都必须恪守学科底线。

追本溯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是出于对传统生活智慧的珍视和热爱，如傣族制陶一类濒临消失的古老技艺自然应该得到优先保护。政府有关部门的扶持和帮助只是一个方面，民间的从业者既是传承的主力，同时也是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未来面貌的关键。对于大部分陶艺师来说，引进电力驱动的拉坯机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龙窑实现高温烧制是十分合乎逻辑的选择，如此一来，产量和质量都提高了，收入也更有保证，但傣族制陶的独特性也会同步消失。即便傣族的陶器生产仍在继续，但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整体而言仍不失为是一种损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独特性其实还在于其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生产标准，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在古老的规范中进行传承，争取尽善尽美的同时延续本地的传统，而不只是单纯追求高效、美观和经济效益。我们没有理由阻止改变，也不能全面否定这种变化，应该承认新产品更加美丽和坚固，甚至非常具有地域风格，但我们也要看到古老的规则已被全部打破。一旦生产者放弃了慢轮和堆烧，新的产品实际上很难算是傣族传统民间制陶了。当然，这些尝试在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为促进制陶业进步提供了可能，地方文化部门完全可以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进行扶持，但却不应将目前非常有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再划拨给此类工坊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