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节日传承的场域变迁

作为民族文化一种传承载体的节日，蕴涵了民族成员的生活理念、价值观念、群体情感、宗教信仰、社会交往、民族心理、生产器物、行为方式、饮食风俗、服饰文化、歌舞艺术等民俗事象。民族节日是少数民族在确定日期举办神圣而庄严仪式的民俗文化，民族节日可以划分为年节、宗教节日、农事节日、娱乐节日、商贸节日等。每种节日所举办的时间都不尽相同，也具有不同的目的、功能和影响范围，所以也可以划分为“喜庆的新年节日，丰富的生产节日，欢乐的青年节日，崇敬的纪念节日，多彩的习俗节日，传统的宗教节日。这些与自然界季节更迭、祈求丰收、崇敬英雄、谈情说爱、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等有密切关系”^[64]。民族节日调节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及作息时间，表达着人们的欢快心情与丰富情感，体现了民族生活方式，展示了民族传统文化，宣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生态文化。

然而，城镇化和农村空洞化导致了民族节日传承场域的丧失。中国城镇化速度日益加快，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65]而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66]相应地，空洞化农村大范围出现，一些村落的日常人口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房屋大量空置，土地抛荒，产业产值极低，经济乏力。农村空洞化以及传统村落逐渐消失表明了“农民的终结”和农业社会的日趋解体，孕育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节日逐渐被抛离于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节日被渐渐淡化和异化，其社会功能和经济价值日渐式微，其文化存在场域逐渐被吞噬。城镇化调整着人们的生产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理念，使人们与节日所在地的情感逐渐疏远，节日所在地的节庆习俗日益式微。节日文化的展示空间基本上是以村寨为单位的，而村寨空洞化导致了节日仪式活动的实施载体和文化对象不复存在，节日仪式与秩序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传统空间——村寨，节日文化遭遇存续危机。

民族节日是人们的历史记忆，传承主体是群体和人。只有民族文化持有者持续地传承和欢度民族节日，民族节日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然而，城镇化导致村寨的节日文化意义系统失去了主要参与者，传统节庆文化被迫疏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识日渐淡漠，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和功能也日益淡化，甚至被失传、被扭曲、被异化。”^[67]熟悉传统节日祭祀程序和文化内涵的人面临着生存发展的困境，传统节日仪式或节庆文化的主持人、传承人多数被迫外出务工，无心操办乃至不屑于操办节日庆典。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农民在经济上不愿承担欢度节日的成本，在社会价值观上农民工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发生了诸多变化。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多数并没有实现身份转变，依然处于农村与城市的“夹心层”，处于漂泊状态，且大多在城镇化过程中舍弃了自己的传统节日。毕竟，“人们的社会生活节奏在加快，价值观也在转变，物质利益开始张扬，工具理性也在膨胀，为追求物质收获而放弃一些精神生活成为现代人一件习以为常的事”^[68]。如此一来，节日仪式行为缺少了传统农业社会中浓厚的人气与氛围，节日仪式和文化内涵无助于少数民族成员日常生活的明显改善，传统节日的社会慰藉作用变小，又进一步加剧了民族节日行为主体的缺位。

传统节日场域变迁及其影响也折射于具体的民族节日之中。云南大姚县彝族插花节于每年农历二月八日在昙华乡千柏林举行，这个节日起源于花神咪依噜除暴安良的传说。插花节的重要内容是祭祀花神和遴选花仙子，年轻人则趁此机会谈情说爱、寻找婚恋对象。但是，随着当地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和婚恋交往方式的改变，插花节上已极少出现“小伙子以芦笙和短笛吸引年轻姑娘到密林中情意绵绵和甜言蜜语”的情景，遴选花仙子也变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选美”，具有传统节日内涵的插花节已经式微。类似的节日还有白族的蝴蝶会、傈僳族的春浴节、哈尼族的姑娘节、阿昌族的浇花水节、苗族的采花节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青年男女参与者的缺失。傈僳族的传统节日“刀杆节”中的“上刀山，赤手握刀刃，赤脚踏刀口；下火海，洗火澡”需要高超的技巧，有着一定的危险性，而且这种技艺的经济价值不易实现，所以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年轻人多数不愿意承继此类节日文化，现在同样面临着后继乏人的窘境。景颇族的农尚格罗节（祭祀寨神，祈求五谷丰登）、阿昌族的播种节、临沧市拉祜族搭桥节（祈求福禄）、哈尼族的苦扎扎节（六月年）等农事节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民族村寨中的外出务工青年村民已较少做此类祭祀仪式。石林县长湖镇阿着底村彝族撒尼人在历史上以村寨为单位欢度火把节，而现在村民主要参与政府部门在长湖风景区主办的“摔跤、斗牛”等节庆活动，已不在村寨举行“叫魂”仪式了，因为村寨人烟稀少。^[69]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哈尼族主要从事稻作农业，他们开垦梯田的历史超过一千年。稻作生计方式的延续使这个地区的节日文化有相对多一些的保留。这里的哈尼族拥有“普去突”（祭山神）、端午节、“苦扎扎”（六月节）、“米咪咪”（封火神）、“昂玛突”（祭祀寨神）、“合什扎”（尝新节）、“什汗普龙搅”（七月驱鬼送瘟神）、中秋节、“扎勒特”（十月年）、春节、“等罗红”（祭田坝）等节日。^[70]尽管“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也对这里的传统文化产生过不小的冲击，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传统节日大都得到了恢复。由于其生计模式依然是以梯田水稻种植为主，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相对较小，传统意义上的村寨领袖“咪古”和祭祀活动主持人“贝玛”等都还在从事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还因为被视为民族民间文化而经常得到来自政府的支持。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出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始出现困难，大部分村寨除了“昂玛突”“苦扎扎”和“合什扎”等节日活动外，其他的节日越来越冷清，甚至趋于消失。^[71]原本强调村寨内部凝聚力的节日功能已经不适应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需要。为了省事，寨门已经不是每年建新的，而是一劳永逸地建成水泥桩的，祭祀活动日趋简单。无独有偶，云南西双版纳州哈尼族依然保留的“耶苦扎”和“嘎汤帕”节日也已经变得较为冷清。这些传统上以旱稻种植为主的哈尼族传统节日很多，每个村寨一年中的节日当不少于十二个：即“嘎汤帕”（过年）、“红石红密”（祭祀九代祖先，安排生产活动）、“罗扛读”（立寨门）、“切卡”（种旱谷）、“捕跌真朗”（祭拜蚯蚓等虫类的神灵）、“米桑老”（祭土地神）、“红平老”（祭谷神）、“耶苦扎”（打秋千，祈丰产）、“哟拉拉”（祝福村寨头人最玛）、“雅吉吉”（清理房屋，祭拜七代祖先神灵）、“粘邦捻”（捉蚂蚱等害虫）、“开耶”（驱鬼、庆祝旱谷抽穂扬花）、“合什扎”（尝新节）等。但是，大部分哈尼族村寨的传统节日已经所剩无几。^[72]常年在城市务工的中青年村民对于他们祖上曾经有过的许多节日往往连名称都叫不上来，更遑论知道节日的内容和意义。

节日文化植根于农业文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尽管农业持续存在，但农业社会的规模已逐渐萎缩。外出务工的村民因其常年不参与在其出生的村寨社会中举行的节庆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造成了他们和自身乡土文化的断裂，也意味着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继承者日益稀少，导致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遗产”，某种程度上也就表明了少数民族文化拥有者的稀少或者不复存在，节日遗产存续危在旦夕。节日中的神圣仪式因为神职人员的缺少或者业务不精而消减了严肃性，节日里的现实诉求和世俗行为越来越浓厚。同时，参与者、信众、观众的减少，也使得节日氛围淡化，以至于一些节日仪式草草了事；传统上由男性祭祀的仪式，由于家中男性外出务工，改为由女性简单操作仪式。于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节日在农业社会中被淡化。在此状况下，政府部门依托传统节日为载体在城乡地区举办的各类节庆活动，尽管文化符号和仪式行为已有所改变，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城市农民工家乡的节日氛围，也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得到安慰，在观看或参与过程中认同、赞赏、拥护政府的节庆行为，这将有利于构筑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促进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