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筑土司“乞改土归流”原因探微

如前文言，元明时期金筑土司与朝廷关系甚为密切。到了明代后期，金筑土司金大章反而“乞改土为流”，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当前土司学研究中一特殊的历史事件。查阅目前学界成果，大多倾向认为该土司接受汉化甚深，因而自愿“改土归流”。查阅明代的西南诸土司，这一判断，难以揭示历史真相，笔者认为理由有三：其一是接受汉化程度更深的湖广诸土司并无类似表现。^[57]其二是本身为早期汉族移民的“水东宋氏”土司，即贵州宣慰同知家族，也无类似行动。其三是土司汉化程度越深，朝廷则更需于倚重，反而不会轻易批准其“改土归流”等。因此对于这样的“改土归流”特例，不能搪塞了事，应当揭示其“乞改土归流”的真实过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需要注意的是，《明史》诸典籍记载该土司“乞改土为流”中的“乞”字，当与明朝西南边疆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为此笔者拟从明朝中后期西南的边疆形势，以及金筑土司局势诸方面加以说明之。

（一）明朝西南边疆形势

明朝建国后，蒙古军事势力仅是退回大漠，并没有彻底地被消灭。为稳定西南，明廷在西南因袭元制，沿袭土司制度。在西北置七卫，以防范蒙古族军事势力南下。这一措施，在明代前期取得了明显效果。明朝中后期，鉴于明廷变乱，蒙古军事势力已突破西北防线，南下至西南康区游弋。^[58]如正德年间，青海蒙古部落进入川西北松潘、茂州等地活动。^[59]万历元年（1573年），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率部经青海南下直抵康区，在康区东部的鱼通和南部的理塘附近，积极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万历十八年（1590年），蒙古俺答汗的孙子顺义王扯力克以朝佛为名，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南下，并“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等等。面对这一形势，各土司及明军都被派到松潘防蒙，^[60]加之，西南军势力衰落，在广西、贵州诸地出现了诸多逃军，卫所屯军已经名存实亡，难以防范西南变乱。《明孝宗实录》卷一一六载，弘治九年（1496年），总督邓廷瓒云，广西“各卫军士十亡之八九，凡有征调全倚土兵”。这一形势必然得依赖西南各土司。王阳明亦云，明朝中后期，“军政日坏，上无可任之将，下无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须倚调土官狼兵”，“故此辈得以凭侍兵力，日渐桀骜”。^[61]

就贵州金筑土司南部言，为广西泗城土司，从隆庆起，其境内的壮族大量迁入贵州，与当地布依族融合，定居下来。金筑的南境今长寨、者贡、翁忙一带，原是麻山亚支系苗族（克孟牯羊苗）聚居地，地广人稀。该地区苗族无力与人多势众的布依族对抗，金筑土司也无力控制事态。而明廷亦忙于应付水西安国亨为争承袭叛乱一案，对有关事态的处理一拖再拖。隆庆二年（1568年），金筑土司只好从南境撤防。《穆宗隆庆实录》卷二十载：“先是广西泗城侬夷（壮族，后为布依族布侬支系）黄豹、黄豸等据贵州程番府麻响、大华等司，时出掳掠，官军剿之，豹等遁去……者贡、翁忙等寨，四通贼路，旧有金筑司交马一哨，以寇乱废，道梗不行。”对此，明政府虽想认真处理，但因受水西承袭案牵制，几次虚应故事，要金筑恢复对该地控制，但事实却日趋恶化。到万历中期爆发了“平播之役”后，明朝元气大伤，使得贵州地方的政局非常不稳，各种事端连年不断。特别是广西泗城土司的部民因内乱窜入黔中地区，靠“杀掠”为生，致使该土司对地方治安的维持也日趋艰难。特别是这些流窜而来的布依族，很自然得到周边布依族长官司的庇护和纵容。身为苗族的金筑土司，稍不谨慎，局面将难以控制。因此，自愿申请“改土归流”，其实是摆脱困窘的最好办法。

最后，该土司一直与水西土司关系密切，对水西土司的内幕了解较深。“平播之役”后，“水西”尾大不掉之势已经酿成，一旦“水西”有事，金筑土司必然牵连其中。从保全自身的角度考虑，自愿申请“改土归流”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政治选择。

（二）金筑土司内部变乱

金筑土司作为一苗族土司，该土司东面与“八番”等长官司接壤，西毗康佐长官司，北面则是宁谷长官司和安顺土知州的辖地，南面则是大片的苗族“生界”区。“生界”区的苗族属麻山亚支系，与该土司的支系不同，语言不通，习俗各异。如前文言，作为一个土司就得维系境内外的稳定。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该土司内部变乱，诱发境内诸多问题。“明嘉靖三十一年，金筑贼阿季叛”^[62]。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甲申，“贵州麻响、大华二司漏贼阿科，纠合董昂耙等焚劫大华、右阳等处”^[63]。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官军征剿山苗路苗，“定番、金筑二地，以僻在一隅，未及惩创。故金筑有翁忙、者贡之属，储练毒弩强标，贯胸应手，中一毙三，安抚土舍金大章不能制”^[64]。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乙未“仲贼阿牙等作乱，定番、金筑间杀略颇惨”^[65]等。加之，明末时，政府政治腐败，地方官吏在辅助金筑土司平定内乱中，还妄杀贪功，激变境内夷民，为民众所耻。《神宗万历实录》卷三七又载，在平息阿科等人事件中，“指挥严鸾激变夷民，轻动大众，妄杀贪功”等。

故这一情景下，土司不能维持境内周边稳定，必然会招致朝廷的诘难。《世宗嘉靖实录》卷一七四载，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月癸丑，贵州金筑安抚司差通把族目赴京朝贡，“以过期给半赏”。这样一来，该土司虽说势力不小，但始终有孤立无援的感觉，因此该土司自愿申请“改土归流”的做法，客观上成了摆脱地方官吏问责的最佳选择。

（三）处罚条例与改土归流

贵州少数民族众多，嘉靖《贵州通志》卷三《户口》载：“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载：“贵州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66]据此可知当时的贵州省境内，不管是卫所还是府县，其设置都相对集中在驿道沿线，其余广大地区要么是土司领地，要么就是连片的“生界”，故要贯通和拓展这条驿道就得和土司打交道，要维护好这条驿道，就必须使这些土司对明廷心悦诚服，难免不采用法制对其加以牵制，《神宗万历实录》卷四八○载：“制苗之长策，最肯系处惟责土司以治苗人，用明法以绳土司，似为经久可行”等。对于“用明法以绳土司”，《大清会典》卷四十七《吏部》载，凡土官犯有下列罪行之一者，严惩不贷：一、“野苗掳掠百姓，该管土官隐讳不报者”；二、“土官吓诈部民，肆意侵害者”；三、“失察逃人者”；四、“土官管辖之熟苗为盗，该土官明知原纵者”；五、“养盗殃民者”；六、“苗众聚众行劫、侵犯城池失察者”等。诸如此类，一应受惩，或杖、或降、或革、或枷、或囚、或流徙、或罪死等。如前文言，金筑土司如不“乞改流”，其后果自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金筑土司改土归流后不久，天启二年（1622年），“奢安之乱”爆发，前后仅10年之隔。但此时，因为该土司已被“改土归流”，因而既没有卷入叛乱，遭到朝廷的镇压，也没有遭受叛军屠戮，正好应验其先见之明。由此观之，金筑土司的自愿“改土归流”，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可思议。但若就实质而论，却是其长期政治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在此，谨表笔者的读史心得，敬俟后之贤者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