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赏赉以昭示皇权至上
赐予土司土目赏赉，同样可以让其体认国家权威。朝廷接受土司进贡后，一般也要向土司回赠和赏赐一些物品，以示皇恩浩荡，有时皇上还要亲自接见并表扬嘉勉几句。洪武十六年（1383年），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部土酋百二十人来朝，贡方物。“诏各授以官，授朝服、冠带、锦绮、钞锭有差，其女酋则加赐珠翠首饰。”[134]宣德元年（1426年），贵州宣慰使安中遣把事王志彬等进马及金银器皿等物。在其返回时，“赐贵州宣慰司把事王志彬、阿吕等钞、彩币表里、金织袭衣有差，别给钞酬其马直（值）”[135]。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贵州宣慰使司安尧臣差长官蔡应富等以四马进贺万寿圣节，“赐钞、锭、彩、缎如例”[136]。
但赏赐不违例，才能体现国家权威的严肃性、庄重性。嘉靖八年（1529年），贵州土官宣慰使安万铨“求钑花金带、彩色品服，礼部议例有带无服，诏如例给之”[137]。正德二年（1507年），升播州宣慰使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仍莅宣慰事。“旧制，土官有功惟赐衣带或旌赏部下，无列街（衔）方面者，斌狡横不受两司节制，讽安抚罗忠等上屡平普安蛮贼功，阴重赂瑾，故有是命。后数年卒，致友爱凯离之乱。”[138]万历十五年（1587年），工部复：“宣威杨应龙地方进献大木七十根，内多美材，先经赏赐飞鱼彩段，加升职级亦云候矣。乃复比例陈乞委属过求，所引伊祖杨斌得赐蟒衣，原系克服叛苗，出自朝廷特恩，未可为例。”上以应龙既赏过，升都指挥使职衔，仍给诰命。[139]
很多时候，赏赉亦被作为奖惩手段，特别赏赐以示恩宠。洪武九年（1376年），播州宣慰使杨铿率其属张坤、赵简来朝，贡马。“赐赉甚厚。上谕之曰：‘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140]洪武九年（1376年），播州宣慰使杨铿辞归，“复赐绮、帛各十四匹”[141]。嘉靖五年（1526年），贵州土官汪誉奏献楠樟大木，“请给服色诰命。上嘉其劳，特许之”[142]。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土官宣慰使安万铨，“自陈功伐，乞蟒衣升级。赐敕下礼部复言：‘安万铨顷年颇效勤劳，所部安静，宜加恩以慰土人之心。’”上命赐以应得服色二表里。[143]
（二）惩戒以彰显国家权威
缩减赏赐则可以表示惩戒。针对部分土司轻慢朝廷的情况，主政贵州的地方官提议，确立明确的规章制度，缩减与土司往还中的馈遗宴会费用，而在明王朝中央政府与土司之间树立信用与清廉之关系，以强化对土司的控制。也就是凭借道义的高地与国家权威，而非经济性手段治理土司。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巡抚贵州御史郜尧光先条议地方事宜：“夷性至诈而可以信孚，夷性至贪而可以廉感，请申明赏功罪罚之条，罢减馈遗宴会之费，使法度纪纲翕然振举，则狼子野心可不烦兵而服。”所司议复，俱从之。[144]宣德元年（1426年），皇上初登宝位，天下文武官皆贺正旦，而湖广及贵州安顺州土官同知阿宠等三十余人后而至，请罪之。上曰：“天寒道远，南人尤多艰难，不必罪。”震又言；“朝觐，官例应给路费钞，其后至者不应给。”上曰：“既至矣，俱给之。”[145]
虽然，在土司朝贡问题上，中央王朝对于不按时入京城朝贡者既往不咎，但是，因此而缩减既定赏赉标准，以示惩戒则是主流。正德十六年（1521年），乌撒军民府遣使贡马，“以其过期，止给半赏”[146]。万历元年（1573年），“以贵州宣慰使司庆贺违限，减半给赏。布政使司官失于简正，各夺俸一月”[147]。
惩处输纳违例，彰显国家权威，补交拖欠以惩戒不法土目，正德十三年（1518年），贵州巡按御史邹文盛等，“上芒部强贼陈聪罪状……各土舍骄纵不法者量为戒饬；累年拖欠粮、马定与则例令即充纳”[148]。对输纳物质进行质量监督，以督促土司遵纪守法。正统十二年（1447年），礼部奏：“各处土官衙门发进马存留给军，今贵州等布政司土官每岁故将矮小老弱马呈送给军，以致瘦损倒死，令军买补，宜通行禁约，今后务要拣选进贡。待积有二千余匹，镇守总兵官会同三司办验毛齿等第，具奏给军。”从之。[149]
惩处愆期行为。弘治五年（1492年），四川乌蒙军民府土官知府禄溥及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安得遣舍人朝觐，“后期始至。礼部请从减例给赏，从之”[150]。万历四十年（1612年），“贵州宣慰司舍人宋一润等庆贺愆期，廷臣请加罚治，下所司议”[151]。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冠带把总宋师相各庆贺圣寿，逾期。行布政司申饬。[152]洪武十七年（1384年），礼部尚书赵瑁言，四川金筑安抚司进贺表笺，过期方至，事涉不敬，请罪之。上曰：“蛮夷之日跋涉险远，是以过期，若即罪之，非所以示柔远人之道也。”[153]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川乌撒军民府安得遣小土官沙也等以岁例来贡。礼部以沙也等过期始至，请如例减赏赐之半。从之。[154]
奖励按时输纳。嘉靖三年（1524年），兵部复：“巡按贵州御史陈克宅议苗情，以弭边患五事：……其二谓土官职级，俱系祖宗旧制，而善恶未别，难以激劝，乞行抚按官察其粮马早完，盗贼不行者以礼奖劝，或误事害人，盗贼不省者，量戒洽以警之。”诏议行之。[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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