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西部边疆教育的实际形态

既有研究在提及民国时期云南边地教育的成效时，大多依据云南省政府颁发的规章条文而得出相关结论。可制度形态并不能等同于实际形态，在很多情况下，制度形态与实际形态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拟从学校、学生、教师三个层面分析边地教育的实际形态。

（一）学 校

1935年以后的一两年间，云南省政府逐步设立了34所省立边地小学。至1937年，34所省立边地小学已成为云南边疆教育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省立边地小学分布于潞西、车里、碧江、耿马（顺宁）、莲山、梁河、江城、六顺、镇康、中甸、维西（叶枝）、金平、澜沧、沧源、宁蒗、泸水、盈江、江桥、宗圭山（潞南）、永胜、邱北、昭通、巧家、华坪、龙武等县、局。绝大部分省立边地小学位于滇西沿边地区，经费从省款中支给。无论是通论性的专著，还是专题学术论文，在述及云南边疆教育时，都会提到34所省立边地小学，且以此作为边教成效的依据。^[19]

1941年，云南省政府计划逐年增加省立边地小学的数量。按计划到1944年，边地小学数量应当达到85所，县、设治局的边地完全小学数量应达到45所，共130所。倘不说此边地教育规划并未实现，即便全部落实，相对于如此广袤的地区而言，130所小学亦属杯水车薪，难以真正改变边地的教育状况。而同时期昆明一县的高级小学就就有178所。^[20]实际上，省立边地小学的数量不仅没有增加，由于种种原因，原有30多所省立边地小学的办学情况多不尽如人意（详下文）。1942年，日军侵占腾冲、龙陵，部分省立小学停办。至1945年，滇西收复区各县、局的学校尚未完全恢复，全省边地小学仅有20所。^[21]小学为中学之初步，小学境况尚且如此，中学大抵与之相类。

除省立小学外，边地同样设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截止到1942年，腾冲等12县、局共有公私立中学8所，普洱等12县、局共有公私立中学5所。^[22]大理一直就是云南西部的经济、文化中心，辖区内学校较多。除大理等少数中心外，国民政府时期云南西部的边地教育发展较为迟缓。云南省教育厅将全省分为12个中学区，除昆华区外，“其他各区之省立中学校数及班级数，均感不敷”^[23]。从整体而言，滇西边地的新式教育仍以小学教育为主。

滇西的边地学校大多位于汉族聚居区，设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校数量较少。有论者指出，景颇、佤等民族传统的“火塘教育”阻碍了国民政府边教的推行。“火塘教育是对那些没有固定教学场所、教材、老师和学时安排的民间教育方式的泛称……它具有浓厚的保守性，从而形成较稳定的文化结构，与外来文化教育、尤其是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严重抵触。”^[24]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景颇族、佤族等的“火塘教育”既然能够对学校教育产生“严重抵触”，但为何却对传教士的教会学校毫无“免疫能力”。云南西部边疆地区主要分布有傣、傈僳、佤、景颇等各民族，其中尤以傣族居多。傣族多居于平坝地区，而流动性较大的傈僳、佤、景颇等民族杂居于周边的山地之中，几可谓“与世隔绝”。国民政府在傣族地区还可保持微弱的存在，而对于部分傈僳、佤、景颇等民族聚居的山地，其行政力量几乎难以触及，遑论设置学校。分布于腾冲、车里之间的佤族，民风剽悍，“迄今犹成瓯脱之状”^[25]。事实上，国民政府所设学校大多位于设治局治所或土司公署所在地，这些地区又多为汉族或傣族聚居地，而位于景颇族、佤族、傈僳族聚居区的学校则寥寥无几。

（二）学 生

边地教育明显是针对内地普通教育而提出的，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边校学生却以汉族为主。国民政府曾对边疆教育做出过明确的界定：“蒙藏及其他各族人民语言文化之具特殊性质者，为实施边疆教育之范围。”^[26]教育部同时规定，边疆地区的师范及中小学所招学生，不得限定族别；^[27]为了消除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应当将边民子弟与汉民子弟混合施教。^[28]云南省教育厅也明确规定，各边地省立小学学生“应以夷民为主，其汉夷杂居之地，得汉夷兼收，但夷民不得少于二分之一”^[29]。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国民政府的统计显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少数民族民众约占云南全省人口的37.95%，而在滇西沿边地区，少数民族占据了人口的主体部分。^[30]滇西沿边各地，人口以傣、傈僳、佤等民族居多，汉族人口数量较少，但边地学校就读学生却以汉族为多。非汉族学生比例较高的省立梁河小学设于南甸土司署所在地，共有学生230人，可谓滇西地区较为完善的省小。梁河设治局辖境内傣族占人口总数的70%，但梁河小学傣族学生仅占48%，阿昌族及回族学生占0.5%，其余均为汉族。陇川设治局设学情况如下：章凤两级小学500人（汉夷参半）、清平街初级小学500人（汉）、杉木笼小学15人（汉）、蛮面小学12人（汉）、光坡小学11人（汉）、户瓦小学13人（汉）、户角小学15人（汉）、赵家寨小学13人（汉）、大厂小学8人（汉）、邦中小学缺、岡巴小学19人（汉）。省立瑞丽小学于1936年成立，存在时间较短。开办之时，共有学生50人，同样是“汉多夷少”。^[31]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较早受过西方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对云南西部展开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其调查报告为今人了解当时边疆教育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据曾前往滇西考察的清华大学教授李景汉观察：“遮放坝子内有初小五六处，其中五处皆在汉人居住地方，故学生几尽为汉人。”^[32]简言之，在云南西部边地教育的实际推行过程中，边地各校非汉族学生比例不一，但总体上以汉族为主。

腾龙边区各族人口数量从多到少依次为傣、景颇、傈僳、德昂、汉，可边地学校各族学生的比列却与之极不协调。云南地方政府一般将边地学校设于汉族居住区，就读者也大多为汉族子弟，傣族学生人数不多，至于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学生，可谓微乎其微。^[33]思普沿边地区的情形同腾龙边区并无太大区别，各族人口多寡依次为傣、哈尼、布朗、拉祜、汉，可入边校求学者多为汉族学生。^[34]

更高级别边地学校的情况与之如出一辙。省立保山师范学校共有学生469人，少数民族学生只有20余人；县立初级中学共有学生391人，傣族边胞2人。^[35]国立大理师范学校、省立大理中学、省立大理女子师范、省立腾冲中学等学校学生同样以汉族为多。以国立大理师范学校为例，其汉族学生为180人，而纳西、傣、傈僳、藏等11个少数民族学生总数仅为40余人。^[36]

耐人寻味的是，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的情况同样如此。经费由中央拨给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分校专为国民政府推进边疆教育而设，其主旨为：“推广边疆教育，培养健全国民，以增进边疆福利，并为边疆青年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37]1939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理筹备了一年的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正式开学，学校设有高中班、初中班、简易师范班、初级实用职业班，并力图扩充为边疆政治学院。可即便是“对象专为迤西北之各边胞”的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也仍以汉族学生为主体。全校共有学生208人，汉族学生158人，其余50人分属于纳西、傣、藏、白、哈尼、傈僳等14个民族。^[38]

总之，云南省政府在西部边疆地区所设立的学校，不仅学生人数不及云南其他地区，而且多以汉族为主。在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占优的情况下，边校学生却仍以汉族为主，此同教育部推行边教之初始旨趣相违。而在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当中，傣族学生又占绝大多数，傈僳、佤、景颇等民族所占比例极低。边教仍以小学教育为主，边民子弟小学毕业后升学者较少。

（三）教 师

20世纪30年代，云南省教育厅为推进滇西边地教育、培养边地师资，设立了相关的师范学校。各地关于师范及简易师范的设置略有差异。有的地方规定，高小毕业后，即可入简易师范学习，修业年限为一年；初级中学毕业后，可进入高级师范班，修业年限为三年。^[39]1936年，云南省教育厅已在车里、腾越等地设立了简易师范学校。在通常情况下，简易师范一般附属于公立中学及公立初级中学，学制仅为一年。^[40]边地师范学校主要培养小学及社会教育师资。但实际上，由其培养的老师，素质堪忧。^[41]除保山师范相对较好外，其他学校在训练时间、课程、师资等方面均存有重大缺陷，“培养之师资颇不健全，影响边教至钜”^[42]。

滇西边地小学不仅面临缺乏教师的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在边疆学校的教师群体中，真正合格者为数甚少。云南省教育厅本想从内地遴选富有学识与经验的人士担任边校校长，可各项条件俱优者通常不愿赴边疆服务，而真正赴任者多未能尽如人意；边地教师大多未经受正式而又严格的师资训练，缺乏教学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导致学校日常工作多不合宜。^[43]滇西边地省立小学教师多由简易师范或中学毕业者充任，部分乡级小学教师仍以小学毕业者居多，其教学质量则更加可疑。^[44]“理想之边地学校教职员，应为刻苦耐劳，富有服务精神，并熟谙当地方言之人，惟目下边地学校，虽大量增设，而此理想人选终属少数，以致中途离职，校务停顿者，恒见不鲜。”^[45]边地小学教师又多为不通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老师，在边民子弟不通国语的情形下对边教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边地教师因为生活不能维持而兼职其他工作，边地学校又因为教师素质较差而有名无实，边民对边校则更加缺乏信任。滇西边地同英属缅甸接壤，多使用其发行的卢比，受此影响，物价高于云南其他地区。实际收入较低直接影响到了边地教师的工作热情。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认为，云南各省小的教职员，除梁河、陇川两校差强人意外，“余皆不堪闻问，且多有不良嗜好，或有视学校为谋利之所，致对边区民众不良印象。如盈江、莲山两校，即乡农、小贩亦置喙批评，如此影响边教之推进至钜”^[46]。1948年10月，兰坪县县长李澍在给云南省教育厅的呈文中坦言，兰坪“设治卅余年来之地方教育，毫无收效。实以所师资既缺乏，小学不易设立，即自他县聘来之教师，每因语言隔阂，生活有别，皆收效甚微”。但由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傈僳语却广为传播，“传教士以教导彼辈能写能读，故深得教民爱戴，反（返）观地方教育，已有卅余年，而傈僳等族识字者，仅有千分之四五”^[47]。兰坪县的教育情况可视为滇西边地教育状况的一个缩影。

国民政府自推行边地教育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绝不应估计过高。20世纪30年代，双江简易师范、佛海简易师范以及三十余所省立边地小学相继建立，“但各校均系急于完成，对于实质方面，诸多简陋”^[48]。云南省政府历年的行政计划都会将边教列入其中，但实际执行状况不佳。其1946年的计划提到：“由三十三年起遵照呈奉核准之本省边教三年推进计划，分年推行，惟省立小学以经费困难未能照准推行，地方自办小学则素质太差，亟待充实改善。”^[49]一年以后的工作计划再次提到，“（边教）惟因经费困难，未能如期完成”^[50]。1948年11月，云南省政府在致行政院的工作报告中对边地小学办理不善的情况毫无讳言：“本省前于边远县区创设省立小学三十余所，嗣因抗战及各种关系，先后移交地方办理，而各该地方，又以财才两乏，办理不善，纷纷请求仍由教育厅恢复省办。”^[51]相对于略显含蓄的政府工作报告而言，一些学者对边教的批评则更为直接。卫惠林就认为：“教育部已在若干边疆地方设立小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等，但成绩优良者极为罕见。社会教育成效更为渺小。除了旧的宗教教育较有普及效用外，几乎没有其他教育力量的影响。”^[52]以上“实事求是”的分析与现今相关论著刻意拔高的结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此外，民众教育也属于边地教育的内容之一，旨在于各少数民族中间推广国语，并培养“国族”意识。同小学教育相较，其成效更是微乎其微。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政、学两界仍在不断强调边民缺乏“国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