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席卷香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面对日本的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需要在西部地区寻求新的补给线。蒋介石在与英方初步磋商后，1941年7月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告知噶厦，中央决定修筑中印公路，路线自西昌起，经盐源、永宁、中甸、德钦、盐井、察隅入印度，希望当地政府予以协助和保护。[115]英方认为修路计划并不实际，但中国抗战对英国在南亚地区的统治非常重要。[116]英方表示不反对这一计划，但必须得到西藏政府的同意。[117]10月13日何应钦报告：“近据测勘队电告，该队行至窄龙，仍被阻止前进，殊为遗憾。查中央为适应抗建需要，修筑该路，已具决心。”[118]蒙藏委员会驻昌都特派员左仁极建议国民政府，“一面交涉，一面趁秋季晴朗天气，派飞机五架，以视察路线为名，由丽江起飞，循澜沧江北航，到昌都散发大量传单，促其觉悟。如再无效，则请派四五万部队入康，实行兵工筑路”[119]。1942年1月，蒋介石发布手令，“中印公路势在必修”。交通部长张嘉璈1月5日在日记里写道：“因蒋委员长令嘱移滇缅铁路工人建筑西昌、中甸一段公路，究竟滇缅路应否缓修，及康印公路是否应走北线，打通西藏，在座各人均主张西昌、中甸段先筹备进行，同时应布置由青海以武力压迫西藏，第一步先占领昌都。”[120]可见，国民政府要员多主张武力压服西藏，使之就范。
1942年3月仰光失陷，援华物资输送等问题日渐紧迫。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近来仰光已失，而交通梗阻碍，新道路迟迟不进行，空运美方亦不得力。……弟因种种无法解决各问题，故经夜不睡，常如此有误国家大事。”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辞职。[121]蒋介石遂向美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表示如不达到上述三点，“就勾销中国战场”[122]。蒋介石希望压迫盟国同意其修路计划。英国方面很快作出反应，他们单方面迫使西藏政府同意以私人公司名义经西藏驮运物资到重庆，但“藏人对于运输问题，夙怀疑惧，深恐牵入战争漩涡，复恐中国趁机干涉西藏政治”[123]。于是西藏噶厦提出“避免通过拉萨，又须不运军用品”[124]两项要求。中英双方：（1）在运输线沿途派驻技师解决交通问题，及（2）驿运路线必须经过拉萨两点上发生分歧。[125]何应钦表示：“英方所陈意见，与我既定原则相差悬殊。我国开辟印藏驿运，旨在强化西藏政治，收回国家主权，故年运军品二千吨、耗费三百万吨，如果按预定原则办理，亦在所不惜。今观交涉，谅不易就我范围。”[126]可见，国民政府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获取援华物资，另一方面则希望借此“强化西藏政治，收回国家主权”。国民政府决定“采取逐步发展之方式”，继续与英方磋商。重庆方面甚至愿意接受英国的建议，组成中、英、藏交通委员会，由中、英、藏官员共同处理驿运事宜。[127]这对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转变。自1914年西姆拉会议以来，袁世凯政府不接受有西藏地方参加三方会议，决定中央不与英国就西藏问题展开任何形式的合作，然而这时的国民政府为了抗战需要，宁愿作出政策调整，接受英国的建议。
1943年3月西藏单方面停止印藏驿运，这使蒋介石大为恼怒。4月蒋介石命令青海、西康、云南军队向西藏开进。青海马步芳表示愿意服从命令，要求中央补给武器和军火，蒋介石送给马步芳14卡车军火。5月马步芳三千马队开入青藏边境。[128]6月白崇禧前往青海视察。[129]国民政府放言10月前“进驻昌都，再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130]。1943年5月蒋介石接见阿旺坚赞，表示在青海玉树一线调动军队，一是为了防止日寇勾结西藏，二是保护修筑中印公路以及道路畅通。他强调：“中央绝对尊重西藏宗教，信任西藏政府，爱护西藏同胞。但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如发现西藏有勾结日本情事，当权同日本，立派机飞藏轰炸。”[131]这是蒋介石对西藏问题上最严厉的一次谈话。“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显然担心日本会进攻西藏，他希望借修筑康印公路之机，向西藏渗透，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消解日本对西藏的威胁，然而西藏噶厦坚决反对修路计划，甚至单方面停止了中印间的驿运，这使蒋介石发现，西藏已然游离于国家主权之外，必须对其进行震慑，维护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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