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群体与现实生境

德钦县东竹林寺^[3]的宗教辖区为奔子栏镇及拖顶乡、霞若乡，寺内僧人基本来自辖区内，奔子栏当地也有“东竹林寺出家的喇嘛‘上到羊拉，下到塔城’的说法”，这一区域内的藏族都可以在东竹林寺出家。寺院在辖区内设置7个“安曲”^[4]，分别设在叶日、书松、奔子栏、霞若、拖顶、则通和喇普七处，各“安曲”负责安置当地僧人。东竹林寺的僧人都是出生和成长在奔子栏镇及拖顶乡、霞若乡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因而对僧人群体的探讨离不开对当地生活环境，尤其是对奔子栏地区现实生境的整体把握。

奔子栏镇地处德钦县境内东南部，处在横断山脉的地理大环境中，居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腹心地带，青藏高原东南缘迪庆高原金沙江畔西岸”^[5]。奔子栏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西北直通西藏境内，与四川得荣县隔江相望，顺金沙江而下可达维西、大理，东南与香格里拉、丽江相接。由于这里是滇西北进入西藏的必经之路，因而也是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咽喉重镇。“奔子栏”的地名相传就出自当地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途经并逗留于此，与当地民众一同欢聚，跳起锅庄，翩翩起舞。于是在公主走后，当地村民为纪念公主，将这片坝子取名“公究子姆子拉”，意为“公主嬉戏娱乐的坝子”，后音译作“奔子栏”。^[6]这一传说无论真伪，都反映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对当地历史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汉藏文化交流集中体现在茶马古道的历史。唐宋以来藏民对茶叶的需求促成了汉藏民族的经济贸易交往，并在清代达到鼎盛。奔子栏地区由于气候宜人、瓜果香甜，在茶马古道的经济交流中逐渐成为来往的马帮和商队停留休息的地方，被称为“康巴江南”。频繁的经济交往带来了汉藏民族的文化交流，包括历史上的几次汉族移民的影响，都让奔子栏呈现出汉藏文化交融的景象。奔子栏地区的民间信仰也带有汉藏杂糅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破坏宗教设施之前，曾有代表汉民族信仰的关帝庙与代表藏族信仰的经堂、万佛楼并立的现象。当地的关帝庙又被称作娘娘庙、观音庙，最早的大门朝南开；与之一墙之隔的牛红丁玛经堂、万佛楼则大门朝北开。因当地汉族从南方迁徙而来，关帝庙大门朝南开，有象征汉人祖先从南边来的说法。关帝庙自“文化大革命”时期捣毁神像后一直未恢复，但庙宇的主体建筑仍得以保留。不仅是非宗教的民间信仰，在当地藏民族的藏传佛教信仰中也存在着文化交融留下的痕迹，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当地民众对僧人的称谓上，不同于一般的藏区称僧人为“喇嘛”，在奔子栏地区，僧人普遍被叫作“和尚”，称呼同汉地别无二致。云南地区民族众多，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因而云南藏区也会呈现出多民族的文化特征，尤其以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主，云南藏区的僧人群体自然也是受到这种多元民族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藏传佛教团体。

奔子栏地区的人口构成上，藏族占绝大多数，另有白族、汉族、纳西族等移民而来的其他少数民族，实际上很多世代居住此地的汉人都把民族改成了藏族，文化上已经完全接受了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奔子栏一带藏族的传统习俗中，“家有二男，则一男为僧，有男女各一，则男子为僧”^[7]。家里的僧人由整个家庭负责供养，这既是家里人的义务，同时也是全家人的荣耀；僧人对家庭的布施只能用于家庭经堂的支出，而不能被家里人的生活占用。在当地人的信仰中，家里的僧人可以普度整个家庭的今世来生，“家里有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就相当于给全家人在世界上塑造了一尊金塔，家里有一个人出家当了尼姑，就相当于给全家人在世界上塑造了一尊银塔”^[8]，僧人是家庭中地位最高，也是最受尊敬的人。

随着奔子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修建214国道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也使当地僧人群体的生境发生了改变。第一，出家为僧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愿意送子女出家的家庭日渐减少。一位当地的僧人家属表示，以前一家里有两三个小孩就可以送一个小孩出家当和尚，现在一家只有两个孩子，加上观念上的改变，除非孩子到七八岁时自己想去寺院，否则是不舍得让孩子出家的。在经济生活日渐富足和思想观念迅速变化的状况下，云南藏区的僧人群体在成员构成的基本来源上就受到了冲击，也就必然会出现僧人群体规模逐渐缩小的现象。第二，在新的政策形势和经济条件下，僧人的供养—布施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据这位僧人家属透露，如今本地僧人都不需要家里的供养了，国家提供了一些补贴，经济条件好了。他妻子家的弟弟和侄子都出家当和尚，以前还需要供养，现在不需要了，他们收入高、支出低，生活条件反而比家里人更好。而且在布施上，僧人可以拿出钱给侄子等晚辈做生活和学业之用，不再局限于家庭经堂的支出。家庭与僧人在供施关系上发生的新变化，既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传统信仰内容的变更，也表征着云南藏区僧人群体所依存的现实生境的剧烈变化。

人类学者余舜德在考察了云南藏区喇嘛出家现象后认为：“出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生涯决定，不只牵涉到个人、父母的考量，也与此地藏族的家户经济、生存策略、宗教的信念及亲属制度有密切的关系。”^[9]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将喇嘛出家归因于纯粹宗教理由、减少家里吃饭的人口或藏传佛教的寺院制度，余舜德选择深究个案，从藏族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因素出发来看待喇嘛出家现象。这种思维路径的改变固然是一次理论和逻辑上的创新，但同时也与云南藏区的宗教信仰生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无关系。商品化的经济形式及其固有观念冲击着云南藏民的信仰世界，僧人群体与传统生境之间原有的联结方式也发生了动摇，“出家与否”逐渐成为一个超越信仰本身的价值选择，这一选择涵盖着对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状况、文化观念和经济条件的综合考量，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生涯决定”。如今的僧人群体与现实生境形成了新的联结，这既表现在出家为僧不再是宗教力量或家庭压力使然，而成为一种立足个体意愿的理性抉择；也体现在家庭与僧人之间形成的新型供施关系上，僧人在家庭关系上日渐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