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独立发展，而必然是在族群与外界、族群成员之间互动过程中，相互吸收与借鉴“他者”的相关文化因子，进而对其进行加工和再造后，使其成为“本我”文化体系的次生构成部分，最终在“本我”文化体系中着生延续。而相关民族文化碰撞最为集中、频率最高、涉及面最广的区域，莫过于传统集贸市场。其中，不管是哪个区域的民族文化都能够在这里进行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吸收，而其间所蕴含的传统集贸市场与当地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正好是此前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17]同时，处于周边辐射区域最为核心的地带，传统集贸市场同样是周边各民族村寨社区各种信息交换与传达的密集分布点，特别是在现代信息方式广泛运用之前，传统集贸市场的这一信息转换和传达功能显得更为重要。
传统集贸市场是一个集中了周边民族文化的重要集结地，几乎周边片区的民族文化与信息都会在此发生各式各样的交流与碰撞。即令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不断推动着外出务工的浪潮，但逢年过节外出回乡后的人们依旧热衷于传统集贸市场上的热闹，依旧迷恋于周边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及琳琅满目的民族商品。于年轻人而言，外面的缤纷世界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闯天涯”；而对于外出打拼多年的中年一代，外界已经不再具备了这样的“魔力”，他们已产生了“审美疲劳”。特别是那些在外打拼了二三十年的人，这样的感受更为深刻。
春节期间[18]，笔者选取了贵州铜仁市的一个传统集贸市场进行了调查，并将这样的访谈对象划分为三大人群，即“18～21岁未婚人群”（简称“X群体”）、“22～40岁务工黄金段的已婚人群”（简称“Y群体”）和“41岁及以上打工人群”（简称“Z群体”）。调查结果显示，X群体的人群最向往外出务工，Y群体次之，Z群体更次。Y群体与Z群体的人群大多是在外拼搏了多年的人群，因而外界的文化与信息，他们的理解和体会更为深刻，特别是Z群体，他们几乎就认为外界的优越始终不是他们的生存之根，更不是祖辈生息之地，而那山旮旯才是他们的“家”[19]。显然，家乡传统集贸市场的“旧式”、一草一木、人物风情，让他们获得了身心的愉悦，更是让他们感觉到这才是“我作为一个‘人’存在”的土壤。这样的理解和感受，从人类学的理论出发是非常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正是体现了民族及其文化生命力强大的根源所在。
至于一辈子都未曾踏出家门一步的老年人而言，传统集贸市场就是他们了解世界、了解“他者”文化的最重要的窗口。各档次的生活用品，不用去上百里的县城就能够在最近的传统市场中购买得到，而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亦能在市场中获得间接了解，哪怕是一点信息，也会使得老人们倍感新鲜。
最为关键的是，在缺乏现代通信设备的传统社会时期，这里还是重要的信息交流和传达之地。[20]由于这一地区的生态系统多样复杂，山高谷深，过去传达一个信息往往需要派出信使去传达，而由于人们往往会定时、定期赶集，因而信息的交流与转换就能够在集市中完成，即便是当事人没有参与赶集活动，其寨子中定有人员前来，因而亦能代为转达。如此一来，信息的流传与沟通就不会因为大山的存在而阻隔。那种认为传统社会时期，西南地区由于交通闭塞，因而信息往来极为不畅通[21]，甚至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看法，显然值得商榷。
一般而言，无论发达与否，传统集贸市场的功能都并非单一。[22]相反，它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维持区域的经济运转，它还能发挥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和调整，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此外，农忙时节是一个较为难以把握和处理的时间段，但亲朋间却总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但又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翻山越岭，特别是在那个陆路交通和通信设备极为匮乏的年代，这样的情况更为普遍，也更为常态。[23]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绝佳之方法正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固定的集期相互叙旧，与亲朋之间互诉衷肠，效益极高。一来是“放假”一天，缓解繁重的劳作之疲乏，调适身心；二来又能加强与亲朋间的往来，增强情感的联络和亲情的延续，而又能够减少繁冗的不必要的“过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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