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计与环境兼容

如前文所述，乌江流域地理环境复杂，生态系统多样脆弱，而生息其间的各族群居民在与环境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生计模式，此类模式大致可分为耕牧混成、游耕、农林牧复合的柞蚕业等，为了充分说明传统生计与环境兼容的合理性，以下就此为序展开探讨。

（一）氐羌族系的耕牧混成生计

耕牧混成生计是“广泛流行于我国西南山区的一种传统生产方式，它的最佳适应范围是高山深谷相间的地形破碎地带，这样的地带很不适合现代农业垦殖和大规模矿业开发，同时又是灾变性水土流失频繁发生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带”^[62]。恰如前文所言，乌江源头的黔西北诸地的高寒疏树草坡就属于这样的地带。然此类生态系统在氐羌族系民族看来，既正常也富饶，可以养育他们的牛、羊、马、猪、鸡、鹅等家畜、家禽，而不会退变为荒漠。从历史记载来看，生息在这儿的氐羌族系各民族按照不同的季节，进行山坡、河谷地带循环放牧，并进行适当的粗放型的耕种。^[63]这一生计模式特点有三：其一是牧场与农田轮休实施交替使用，实施按季节高山垂直放牧。这种有规律的流动，有利于植被的恢复。其二是畜群和种植的作物都高度混成。畜群包括牛、羊、马、猪等，甚至还放养鸡、鹅等家禽，为的是让不同家畜和家禽觅食不同类型饲草，收到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实效。此外，他们种植的作物有旱稻、粟米、红稗、莜麦、荞麦，以及各种豆类等。以上诸类作物或为丛生状植物，或为藤蔓类植物，能够最大限度地遮盖地表，防止水资源无效蒸发。其三是农田大都在低下的河谷地带（即前文所称的滨水湿地）。这里历史上分布有零星的草场。这样的河谷地带可以种植水稻等，主要是由布依族、汉族居民去完成。水稻收割后，仅割取稻穗，将大量秆蒿存留在田里，作为牲畜的越冬饲料。而牲畜越冬时留下的大量粪便直接返回土地，又提高了田地的肥力，实现了物质和能量的就地自然循环。由此可见，这是一种与汉族定居区农业有别的生计方式。表面上甚为粗放，但对于地段崎岖、小气候构成复杂、植被物种构成丰富的高寒疏树草坡而言，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从文献资料来看，高原疏树草坡生态系统富集的水资源，能够支撑众多高原湖稳定存在。该区域直到雍正朝改土归流前，生态环境都还算总体良好。《朱批谕旨》载，鄂尔泰自长寨事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贵阳起程，过威宁州至东川府三百六十里内，“山处古木参天，远山区平畴万顷，取用尽属良材，垦治皆为美产。然而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猎绝迹”。“蒿莱”，即蒿属植物，此处泛指野草。“荆棘”，即低矮灌丛，是牧养山羊的主要区饲料来源。从此材料足见，清朝前期黔西北高寒山地疏树草原牧草之肥美。^[64]

（二）游耕生计

游耕农业又被称为迁徙农业，是耕地和住所均不固定的一种原始农业形态。历史上，乌江流域的各民族，特别是苗族、仡佬族等都进行游耕，具体做法是耕地轮歇，即“耕地多年一种，均分耕地为数分，今年种甲地而荒乙、丙诸地，数年后种乙地而荒甲、丁地，只有这样，收成方多，若甲乙丙丁诸地年年均种，仍与一年种者相当”。这一生计模式的特点是：其一是他们执行游耕种植的庄稼主要是丛生状或藤蔓类作物，如旱禾、荞麦、小米，甚至还有脚板薯等。李宗昉《黔记》卷三“箐苗”项载，“箐苗居山箐，在平远州属。种山粮为食”。山粮，此处泛称各类旱地农作物。（乾隆）《皇清职贡图》卷八“箐苗”项亦载，青苗“在平远者，名箐苗，不善治田，惟种荞、麦、稊、稗”等。^[65]“平远者”，即清康熙年间对水西土司改土归流后设置的平远州，范围包括今毕节市的黔西、织金诸县。“不善治田”，此处是说箐苗不擅长固定农业耕作，而从事游耕作业。“稊”，是稗子一类的作物，结的籽与小米一般大小。需要注意的是“荞、麦、稊、稗”是游耕类型民族常规农作物。这些作物能够适应该区的生长，而且这样种植的作物可以最大限度地遮盖地表，不会导致地表增温。其二是这样的耕作模式，在焚烧山地后，他们利用的是砍尖的坚木、竹棒或者是没有犁铧的木犁、翻锹松地，凿一个坑，播下一粒种子，是典型的“免耕”模式。庄稼收割亦是摘取农作物的穗，而大量的秆蒿留在地表，这样可以导致地表粗糙，并不会导致水土流失。其三是在游耕过程中进行刀耕火种时，那些野生藤蔓类作物的根并没有被彻底挖掘，树墩也没有彻底地被铲除。此类藤蔓作物的根或树墩在来年可以迅速发芽，三五年后，又可以重新恢复其原生状态。树墩的发芽高度，据调查组测量，在三五年后，可以达到3～5米，而且在耕种地里还会长出构皮树、盐肤木等类的乔灌木。值得一提的是，此类生计还有意培植葛藤类植物，此类植物不但可以为其提供衣料和粮食作物，还能遮盖地表，防止石化面积的扩大和水土流失。从上可见此类生计模式并不谋求稳定地控制土地资源，对生态资源采取轮闲利用，而且所产产品无明显的主次之分，耕种极为粗放。这一生计模式曾经高效维护了乌江流域的水土资源的稳定。故费孝通先生指出，“游耕不只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移的不定居的生活，而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综合性的概念”。费先生的这一论断，理应引起学界注意，加深对其合理性的认识。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学人往往是凭借习惯性的认识，将这样的耕作称为原始农业，甚至误以为从事这样的生计会引发生态灾变。这样的结论与历史事实相左，但要清除其负面影响，却需要耗费较多的努力，还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

（三）农林复合的柞蚕经营与环境兼容

乌江流域柞蚕业始于清代中期，范围涉及今遵义市、贵阳市、毕节市以及铜仁诸地，这一区域境内山脉河谷交错，地表崎岖不平，喀斯特山地占总流域面积的70%以上，不适合大面积连片固定垦殖。有幸的是这一地区多柞树（又名青），柞树属壳斗科栎属植物，其叶可饲养柞蚕。乾隆年间，山东历城人陈玉壂任遵义府知府，见山多柞树可饲蚕，故从家乡将柞蚕及养殖技术引入遵义，不仅促进了乌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还使其成了贵州及其毗邻地带山地农业经济的示范区。这一产业的特点是：要发展柞蚕业，就得重视柞林种植培育。为了扩大柞林，当地居民首先是采取实生苗育林法。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秋冬季节，蚕农首先得采拾种子，经选种后，将此类种子投上猪血，放置在溽润坑中。^[66]此类培育柞苗法，成活率甚高，仅发芽率一项可高达95%。其次是实施发蔸法。具体操作是将已老化的柞树主杆砍伐掉，再经过技术加工。来年的春天，这样被伐的柞树墩就可以顺利发芽，使树墩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再次是林粮间种，促进柞树成林。黔北位处亚热带温暖湿润区，土壤以灰化黄壤和灰化红壤为主，这样的土壤黏性较重，一旦降雨，就会导致土壤板结，影响柞树幼苗的成长。莜麦属禾本科植物，除了能最大限度地遮盖地表外，同时根系甚为发达，能够疏松土壤，支撑青树的生长。从上可见，以上诸操作技术目的是发展柞蚕业，但间接发挥了生态安全功能。可谓“种槲一事，可谓一年之劳，百年之利”。再查阅乌江流域的地名，发现多青林、青枫坡、青园等地名，其中青园印证了该区域柞蚕业的发展。历史上发展这一生计模式的包括乌江流域的诸多民族，有汉族、苗族、土家族、仡佬族等。

从上可见，乌江流域以上诸族群生计模式，在历史上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维护了生态环境的稳定。但是这样的生计模式虽然做到了与环境的兼容，但仅有这样的自然耦合还不够，还得有制度的保障，故需进一步探讨生计模式与环境兼容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