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群体之间形成的族际关系便在统一的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的总体框架下形成、发展和演变。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国家的民族工作及民族政策，进一步加快了中国族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我国在加速推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使得族际关系的发展演变被置于新的环境之中，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是源于民族识别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虚化和淡化了中华民族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前后相继的三次民族识别工作中所确定的56个民族，使得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明确和固化。如是，“把‘民族’这个核心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22]。就实际情况来看，经由各种制度设计和政策举措来明确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存在的各个少数民族群体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以此来保障和凸显其基本权益的做法，客观上使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的民族属性得到了有力的巩固、强化和彰显。“中华民族本来就是由历史上的各个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在现实中又得到了加强或强化，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23]这表明，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均有明确的族属身份，其首先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成员，其次才是国民或公民，中华民族的这种突出的结构性特征于无形之中导致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虚化和淡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虽为各方所接受，但现实中的理解、解读却存在较大差异，要么直接否认中华民族的民族实体地位，要么强调“多元”而忽视“一体”。于是，中华民族在现实中的地位越来越虚化、淡化，其对族际关系的规约、整合能力也越来越弱化。
二是蕴涵“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弱化了各民族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我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首先是从思想理论上重视少数民族群体的权益，其次是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以确定其法律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而通过具体的民族政策，从各方面给予其全方位的照顾和帮扶，最后通过政策帮扶以促进其发展，从而实现各个民族的平等和团结。[24]“民族政策从基本的出发点到最后的目标都是指向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取向。”[25]客观而言，民族政策中的这种价值取向，对于疏通民族关系及民族矛盾，改变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受压迫地位，促进少数民族群体的发展，进而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族际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就长远来看这种政策取向也蕴藏巨大风险。且不论其在实际生活中所造就的民族群体的自我意识膨胀对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内部融合造成了阻隔，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政府部门在重视落实少数族群政策的同时很容易强调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这样，政府在落实‘民族政策’、宣传‘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在客观上淡化了原来就比较淡漠和脆弱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26]
三是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暗流潜动”，造成了对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破坏。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多民族国家常常面临某个民族群体要求从现有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分离出去并单独建立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挑战。虽然，今天人类已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在主权制度、主权原则等限制之下，民族分裂主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受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分裂主义对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造成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天，全体中国人都面对着由境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藏独’‘疆独’分裂中国的图谋，民族分裂集团最核心的理论就是断然否认‘中华民族’，认为中国境内的某些‘民族’具有独立建国的政治权利”[27]。从根本上讲，“民族分离主义现象的产生，就是国族的认同度和凝聚力不足的表现，是国族建设欠缺所导致的。因此，推进中华民族认同建设，才能从根本上削弱乃至铲除民族分离主义的根基”[28]。
四是族际关系中渗入了西方思想和理论，侵蚀着中华民族认同建设。多民族国家常常面临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处理的共同难题，并由此形成了各种思想和理论。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当属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基础上产生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20世纪中后期，欧美一些国家内的族群（ethic group）现象日渐凸显，反映族群利益诉求的各种理论大量涌现，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等要求承认各个族群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以及构建保障族群权益的政治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29]这些理论传入国内后，为一些学者所接受和渲染，并据此“针对中国族际关系的特点而提出了一系列强化少数民族权利的理论，如实现少数民族与汉族‘共治’国家、实行各个民族群体平等决定国家事务的族际政治民主、张扬族性等”[30]。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的扩散，亨廷顿深刻指出：“多元文化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损害了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31]事实上，该理论对我国所造成的威胁及后果一点也不逊色于其在美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即在进一步突出和固化各民族群体之间的界限之时，也从根本上解构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五是全球化条件下外国移民渐至聚众成族现象，解构着中华民族的国族一体化进程。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化以其巨大的力量使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我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也得益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其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建构性力量。同时，全球化也是一股解构性力量。从民族的视角来看，“民族群体的人员的跨国族际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发达国家，也出现于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移入。”[32]这样，随着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移民数量、规模、范围的扩大，任何移入国都面临外国移民的同化难题及外国移民与国内民族群体所形成的新的族际关系的调适问题。就现实来看，“大量的移民之所以移入某个国家，是由于工作或生活的需要，与价值选择无关，并不存在对移入国的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预先的认同”[33]。事实上，由于语言、生活习俗、体质特征、文化背景等差异，其往往较难融入移入国的主流社会。如是，他们便相互聚在一起，并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进而相互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形成亨廷顿所描述的“移民社群”现象——他们“虽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却首先认同于自己的故乡”[34]。就我国来看，在全球化、对外开放、现代化背景下，大量外国移民以工作、投资、学习等形式纷至沓来，“一些外国人移入中国后又聚居于一地，在时间的推移中聚众成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这样的状况仍在继续并假以时日，新的民族群体浮出水面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35]。这样，移民群体在我国聚众成族的现象不日将凸显出来，进而加剧了我国民族构成及族际关系的复杂化，我国国族一体化建设将不断增加新变量、呈现新特点、面临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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