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经验与族群关系的建构

王越平^[49]

摘 要：坝子是西南山区重要的地理单元，是各民族相互接触、融合、驻留的地点，也是不同群体社会关系形成、地方社会构建的重要的场域。由对鲁甸坝不同民族的“圈地故事”的模式化叙述的研究发现，多民族地区坝子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充分表现为族群之间的资源竞争。在传统生计模式影响下，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所形成的竞争关系、资源占有的不同成为坝区人们的日常生存经验，并形塑着各族群的历史记忆、文本表述和人群关系，这也是处于国家力量边缘的多民族地区坝子社会构建的特点。

关键词：“圈地故事”；鲁甸；坝子；族群关系

DOI：10.13835／b.eayn.21.23

山地与坝子^[50]是构成中国西南地貌的两类基本的地理单元。坝子由于平缓的地形、相对充裕的土地资源历来成为人口聚居之地。在云南省，所有坝子的面积总和仅占全省面积的约6.52%，但今天却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耕地都集中于最大的19个坝子中。^[51]由于坝子及其平缓耕地的稀少，使得历史上它也成为各人群竞争与博弈的主要场域。同时，镶嵌于崇山峻岭中的坝子，由于四周被高山包围，也容易受到周边山地的阻隔，形成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和社会空间。坝子内各人群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生活于周边的山地人群和其他坝子的人群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坝子也成为文化不断形成、人群不断融合的区域。

近年来，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坝子”的形成机理及内部的族群互动。利齐和斯科特则从高地与低地、山地与坝区二者之间对比的角度，分析两类地理空间下人群分布、社会结构上的差别。^[52]马健雄通过对云南大理明代赵州与铁锁箐的研究指出，“基于‘坝子’的社会整体，本身既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渐建立的文化观念，又是深入整合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关系的综合体”^[53]。上述对于坝子的研究或明或暗的都影射国家或者地方权力参与到坝子社会的构建中，传统上王朝国家在西南边疆的扩张是通过对坝子的移民以及相应的汉文化的引入，改变了坝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然而从西南坝子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尽管坝子很早便成为重要的集镇被纳入到一定的贸易体系中，如滇藏茶马古道上以坝子为中心形成的集镇，但是从早期坝子形成的过程来看，汉文化的进入是在较为晚近的时期才发生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坝子社会的形成都是在国家力量边缘、多族群的竞争与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因此，本文认为对于西南坝子的研究有必要突破国家化与非国家化、“汉文明”和“非汉文明”的二元认识论的局限，应把坝子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关注历史上及现在各族群如何互动、混生、融合。因此，文章将选取位于云南省玉龙县、维西县和兰坪县三县交界处的鲁甸坝来说明多民族杂居区坝子的生成过程。

鲁甸坝在滇西北的诸多坝子中具有鲜明的多民族融合共生的特点。广义的鲁甸坝^[54]是指玉龙县鲁甸乡鲁甸行政村的全部范围，包括鲁甸坝子、拉美荣坝子、马场坝子及其各坝子间的山林，总的面积为28.93平方千米。狭义的鲁甸坝专指鲁甸坝子，内部又区分为甸头、甸心、甸东、甸南、甸北、汛上6个片区，总体计算坝子的面积占鲁甸行政村管辖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历史上鲁甸坝处于纳西族、普米族、藏族、彝族等众多民族交汇流通的重要节点上，故形成了普米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藏族、彝族6个民族交错杂居的格局。据2014年统计，全鲁甸村共计有1379户、5795人。其中，普米族主要分布在甸心四社，甸北二社、甸东，约占总人口的3%；纳西族分布在甸北、甸南、甸头、甸心等地，约占总人数的90%；傈僳族主要分布在拉美荣片区，约占总人口的3%；汉族主要分布在汛上，此外拉美荣、甸北、甸头亦有少量分布，约占总人口的2%；藏族仅3户，居住在拉美荣地区，与傈僳族杂居在一起；彝族分布在马场片区，共两个村民小组，约占总人口的2%。来源各异、有着一定文化差异的鲁甸人关于坝子的历史过程的表述中，广泛流传着“圈地故事”。本文将通过对这一模式化的故事的分析，阐述在多民族杂居的坝区各族群如何在生存经验的指引下构建起一定的族群关系，反映出各族群间的资源竞争、文化互动和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