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圈地故事”的模式化情节

“人类社会随着政治、经济、宗教而分工化、阶层化之后，人们对于历史记忆的表述不再是某个群体所有人共有的一种表述，而成为某一部分人的表述，并以此来强化或争论地域、族群与社会阶层化关系的符号。”^[59]鲁甸坝子最初形成过程中普米族和纳西族因争夺土地资源和发展机会彼此间存在着摩擦和竞争，是“圈地故事”的模式化情节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历史上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在长期互动中产生的文化偏见和歧视也是促成“圈地故事”被不断流传和叙述的重要原因，并且它们同“圈地故事”一起成为这些族群进行社会认同与建构区分体系的重要的手段。下文将分别用几段口述呈现普米族和纳西族如何表述他们之间的关系。

提及普米族和纳西族的历史，他们都会讲到一个“黑白之战”的故事。以下分别是两个民族老人对于这个故事的叙述。

普米族老人和树华介绍道：

（丽江）白沙纳西语为“Be Shi”，是“普米族死的地方”。以前，白沙草场丰美，水源充足，我们的祖先在那里放牧，牛羊成群。我们普米族在那里安居乐业。木府时代，木天王来争夺我们的地盘，普米王木里带领普米人奋力反抗。普米人力大无穷，可以以一当十。纳西族无法夺取我们的草场就心生一计。在火把节那晚，对方就请我们木里王去喝酒。房子很小，窗户只有碗口这么大，窗口下面摆一张凳子，木里王就背对着窗户坐在那里。木里王嗜酒，等他喝醉后，几个纳西人从外面拉住了木里王的辫子，脚登在墙上死死不放，里面的人就拿刀抹了他的脖子。普米族兵败，就四处逃散。有的去了中甸，有的去了塔城，有的去了兰坪。

纳西族63岁的老人和仲仁又是这样叙述“黑白之战”故事的：

元朝忽必烈远征云南时，在木氏土司府住了两个月。临行时，木老爷组织了一个乐队，36人演奏，叫“波时西里扎”，翻译成汉话叫“别时谢礼音”。送别时，忽必烈就问木氏土司你想要什么，木氏土司说：“我东面有汉人，西有藏族，南有白族，我的处境很危险，处处受人欺负。你的军队英勇善战，我想要你的一支部队保卫我的都城。”忽必烈就留下了一支部队，就是今天的普米族。普米族成了木氏土司的侍卫，不断受到纳西族的欺负。随着势力的壮大，普米族就开始造反，在白沙那里打起了仗来。普米王子木里九波在上家被砍掉头颅后，走了6公里，死在了白沙。所以白沙的纳西话就是“波世”，意为“普米族死的地方”。普米族在白沙打散后，到处逃散，有的去了永胜、有的去了林浪、有的去了永春拖枝。鲁甸的普米族有可能是从白沙逃难过来的。

上述两个故事深入人心，但多存于民间传说及学者们的记述中，且因不同来源而各持其说、互不吻合，^[60]对于其确切的发生时间及历史事实也不能找到明确的史料支持。然而，结合学界对普米族和纳西族发展脉络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普米族历史上与纳西族有着较为频繁的接触。史料中普米主要是指“西番”或“巴苴”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他们大体的活动范围在今滇西北、四川的木里、盐源、盐边、冕宁和九龙县一带。^[61]在清代余庆远的《维西见闻纪》中记载：“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随从中流亡至此，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也。澜沧江内有之，板屋栖山，与磨些杂居，亦磨些头目制之。”^[62]普米族自入居丽江以来便受木氏土司统治，与纳西族错居杂处，相互之间时而和平友好，时而兵戎相见，上述故事中所反映的发生在白沙的“黑白之战”便可能是族群间的一次冲突，而“战争的原因并不完全是由于两个民族间的语言隔阂、习俗不同、情感互异等引起，而是两族豪酋为了扩张领土而策动”^[63]。纳西族和普米族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对此进行了差异化的表述，以凸显在族群互动中二者所处地位的差别。

“黑白之战”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是人们对过去记忆的再现，并且这一再现与特定的历史过程相关联并建构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表述。当普米族和纳西族离开最初的居住地迁移到鲁甸坝子之后，这样的历史记忆仍然是深入人心的结构性力量，并且再生产了“圈地故事”，进一步强化和固化普米族和纳西族之间的族群关系。事实上，在现今鲁甸坝子里尽管普米族和纳西族是杂居程度最高的两个民族，但仍然保持着较低的通婚率，一直处于混而未和的状态。普米族人表述为：“普米族在历史上经常和纳西族打架，纳西王子下令不准纳西姑娘嫁给普米族。纳西族如果娶了普米族姑娘，生下后人叫‘麻里摩挲’，意思为不伦不类的人。”因此，普米族与纳西族不能通婚，但可以与白族、藏族、汉族等通婚。

与普米族和纳西族类似，傈僳族也与纳西族之间有着一定的隔阂。在提及鲁甸傈僳族的源流时，傈僳族老人雀玉瑞讲到，拉美荣地区的傈僳族是从石鼓迁来，关于其具体迁徙过程及原因是：

我们这里傈僳族是从澜沧江、怒江过来的。以前傈僳族是刀耕火种，走到哪里就把树一砍，然后放火把土烧熟，然后就在那种庄稼。过几年土地不行了，又再迁一个地方，就这样慢慢迁到了现在的石鼓的仁河、河源一带。迁到这里生活的年代在清朝末年与民国时期。那时候是封建社会，当地的纳西族人又多，势力又大，他们老是欺压我们傈僳族，逼迫我们给他们交粮、交税，不交就拿鞭子打，当牲口用，抓去坐牢。我们傈僳族有两个首领楚沙扒、饶西扒不满，就带头反抗，还叫怒江那边的傈僳族过来一起打。结果被打败了，就逃跑，有的往永胜那里跑，有的跑回了怒江，我们这里的就是从石鼓逃上来的。

上述表述尽管是从傈僳族的角度强化了历史上傈僳族与纳西族之间的压迫关系，但也反映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傈僳族与纳西族之间的接触与抗争。傈僳族在与纳西族的互动中一直处于逃离和压迫的状况，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深刻记忆也成为鲁甸傈僳族构建“圈地故事”的模本，并通过对上述这些故事的叙述，不断去强化和凸显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别，成为构建鲁甸傈僳族历史的结构性力量。

总体上看，现今鲁甸坝子内部普米族、纳西族、傈僳族的族群关系均是在历史过程中普米族与纳西族、傈僳族与纳西族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竞争与抗争的模板下构建起来的“历史心性”，它所对应的社会情境与一地的资源环境及历史发展过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