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企业对手的优点

在开放条件下研究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势必涉及贸易是如何引致一国资本积累形成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众多的文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贸易确实是促进一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1]，但对资本积累的效率涉及不多，即在要素禀赋结构和质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或者可以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基于Solow（1956）的研究，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必然对应着更高的人均产出。

结合我国的贸易实际，进出口总额由1980年的381.36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36418.6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3%上升到50%，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的固定资本投资由910.90亿元上升到311485.10亿元，资本存量由4134．00亿元增加到493692.86亿元，经济增长率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显然，贸易对于促进我国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存在^[2]。

另外，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与价格贸易条件经常反向变动，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而收入贸易条件则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依赖于低价条件下的贸易量的扩张，从而造成创汇不创收的结果，贸易收益并不理想。在贸易与资本积累存在相关性的情况下，实际上意味着贸易促进我国资本积累的效率相对低下，或者说，比较优势转换为比较利益的效率低下。

这种转换效率低下的现实反映了我国目前遵循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两要素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念，从而容易忽视动态比较优势演化过程中所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针对这种情况，大量的研究从多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主要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来提升一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许和连等，2006；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高云虹和封福育，2009；魏下海，2009；许培源，2012）。

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意味着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由于忽视贸易的动态收益可能导致一国失去潜在生产率增长以及损失同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机会，进而存在低估贸易收益的可能。因此，在坚持资源禀赋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比较优势的内涵，进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提高贸易收益，对于一国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Redding（1999）的研究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内生的动态演化的过程，不断将潜在比较优势转换为显性比较优势是提高长期贸易收益的必然路径，如何培育一国潜在比较优势是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内容，而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所诱发的创新和干中学效应则是获得潜在收益的重要途径。诸多研究同样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干中学效应在提高贸易收益方面有重要作用^[3]。

而林毅夫一系列的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遵循其资源禀赋及由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一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自主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并不必然是增长过程中的短期选择。同样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的升级取决于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4]。其对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为遵循比较优势提供了案例支持。

如果用新结构主义经济对林毅夫的观点加以概括，那么其基本的分析思路遵循这样一个脉络：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产业选择—企业自生能力—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观点由静态逐步转化为动态分析，并且，这样的逻辑体系表面来看，资本积累的效率在短期可能是较低的，反映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交换收益低下，但随着资源禀赋结构转换，产品结构必然相应转换，从长期来看，贸易动态收益将随之上升。因此，坚持比较优势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并为将来新的发展阶段提供必要的要素积累，过早放弃传统比较优势会受到要素投入约束，反而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自生能力在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占有重要作用，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自生能力在林毅夫的框架内仍然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双要素的价格信号传递机制，且只考虑了制度因素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这些宏观因素对自生能力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企业家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林毅夫的分析同样没有考虑到企业家作为一揽子要素的支配者和特殊的人力资本必然通过“干中学”和创新等一系列具体的企业家活动对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大，进而对就业、生产率和创新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并最终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转变这样的微观机制。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在提高比较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毕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创新、发现市场机会和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正是企业家与一般人力资本根本的区别，企业家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的产出效率，而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内容。通过将企业家要素从一般人力资本模型中分离出来，单独纳入生产函数，可具体考察企业家能力对贸易条件、产出、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此，企业家精神显现以及企业家才能的不断积累实际上决定了企业自生能力进而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绩效。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书将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将企业家能力值纳入生产函数，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具体研究企业家能力对资本积累效率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企业家能力对贸易条件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