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企业家实际上被作为一般化的劳动要素纳入生产函数，而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特质。虽然马歇尔（1890）承认企业家和非均衡的重要性，但在其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仍然可以看到企业家的痕迹。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枟经济发展理论枠标志着重视企业家传统开始复兴，此后逐步形成了以下三大传统。
熊彼特传统：强调企业家是把要素组合起来实行“创新”的人，其功能在于发现并实施新的组合，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企业家不断创新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企业家精神是否被配置到创新过程中（Baumol，1990）。这一思想最终被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Aghion和Howitt（1992）纳入内生增长理论，并演变出基于研发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5]。
奥地利传统：强调企业家如何在非均衡的市场过程中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使得经济由非均衡转向新的均衡。该传统以Kirzner（1973，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经济非均衡是一种常态，企业家就是在非均衡过程中不断发现市场机会，从而获得利润。
芝加哥传统：强调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静态均衡分析。Knight（1921）的研究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且不可度量使得企业家必须对未来的交易进行判断并作出决策，其功能在于克服不确定性并承担市场风险。Timmons（1978）、Hull等（1980）、Chen（1998）的研究证实了企业家相对于其他要素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倾向。由于Knight的研究采用了静态均衡分析，因此其不确定性分析最终被纳入主流经济学，并演变出不完全契约理论，即强调不确定性条件下为了降低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交易费用，应将剩余控制权赋予专用性投资最重要的一方。不完全契约理论实际上还是将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没有考虑企业家的特殊人力资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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