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企业家精神的萌芽和发展

近二十年来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大量涌现，究其原因是人们普遍相信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熊彼特（1934）开创性的研究指出，企业家通过对产品的新组合、市场的新发现、技术的新应用等破坏性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精神具有鲜明的特征，即追求私人王国的梦想、渴望财富和声望、善于发现机会并不断实施创新。尽管其他学派的学者对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解释存在着差别，但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追逐财富、善于利用机会和创新等内涵则基本认同，尤其是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基本达成共识^[6]。

尽管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提出的时间较早，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数十年间，企业家精神几乎从经济学领域消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微观经济的企业理论研究假设过于严格，这种标准一致的理论模型使得研究仅仅需要一个生产函数、理性选择逻辑和完全信息，从而使企业家的作用基本消失（鲁传一和李子奈，2000）。另外，由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影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和外生的技术进步，这也没有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留出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Romer（1990）触发的内生技术创新增长理论完善了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强调经济激励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质量改进的存在使得高质量的新产品会替代低质量的产品，技术进步带来了“创造性破坏”。由此，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开始逐步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思想在经过漫长的沉寂后又重新复苏。

在早期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Aghion和Howitt（1992）的研究对内生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影响最为突出^[7]，他们首次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纳入模型中，强调研发部门新的生产技术会替代现有技术从而获得暂时的垄断租金。在他们的模型中，垄断租金将激励企业家不断进行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对知识技术创新投资的目的性和逐利性的探讨，都与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相一致。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则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与Aghion和Howitt（1992）相似，同样沿着Romer（1990）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所强调的知识溢出效应分析思路，Acs等（2004，2009）的研究进一步指出Romer（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并没有解释知识投资和溢出行为的发生机制以及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他们强调生产性的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是简化知识溢出效应的一种机制，是连接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Braunerhjelm，2010）。这些理论模型较为形象地刻画了“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思想，将行为个体有经济激励的技术创新活动纳入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以上研究仅提出了研发部门的创新，而没能将企业家精神明确地模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