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经济增长

在熊彼特（1934）看来，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正是具备创新灵魂的企业家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建立新的组织结构才推动了经济的动态发展。

尽管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思想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继承，而且大多数的理论研究都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一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至关重要（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Aghion和Howitt，1992），但是在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文献中，对于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巨大跨国差异现象的成因仍缺乏合理的解释（庄子银，2007）。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Romer（1990）触发的内生技术创新增长理论完善了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强调经济激励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质量改进的存在使得高质量的新产品会替代低质量的产品，技术进步带来了“创造性破坏”^[8]；由此，企业家精神开始逐步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思想在经过漫长的沉寂后又重新复苏。

早期包含企业家精神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Aghion和Howitt（1992）的研究对内生化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影响最为突出，他们首次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纳入模型当中，强调了研发部门新的生产技术会替代现有技术从而获得暂时的垄断租金。在他们的模型中，垄断租金将激励企业家不断进行创新。这种企业间的创新竞赛将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对知识技术创新投资的目的性和逐利性的探讨，都与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相一致。

Acs等（2004，2009）的研究进一步指出Romer（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并没有解释知识投资和溢出行为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他们强调知识本身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只有当知识被转化成经济知识并进一步形成商业机会的时候，由于不同个体对于机会和期望收益的评价不同，某些经济个体开始创办新的企业来谋求获利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企业家精神是简化知识溢出效应的一种机制，是连接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Braunerhjelm，2010）。Minniti和Levesque（2010）借鉴Schm itz（1989）的企业家模仿创新思想，在产品种类扩大的技术创新增长模型基础上，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创新型与模仿型并同时纳入增长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模仿型企业家对创新中间品的模仿会带来竞争，因此在均衡状态下，创新型企业家和模仿型企业家均对创新的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只不过模仿型的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间接的。

多数实证研究都发现，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生产性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例如，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2004），Lazear（2004），Audretsch和Fritsch（2003）的研究都表明，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动有助于促进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Mueller（2006），Audretsch和Keilbach（2008）以德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研发强度都会推进地区的经济增长。Glaear等（2012）以美国20世纪中期的矿产和煤炭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在控制了企业家精神和雇佣率增长的内生性之后，利用工具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生产性活动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就美国城市而言，用1970年代城市所具有的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自我雇用率）可以预测该城市未来三十年的人口和收入增长水平。Erken等（2009）就以20个OECD国家1971—200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所有权比率衡量的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生产性活动对于生产效率（TFP）具有稳定而显著的积极影响。

部分学者也以转轨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如McMillan和Woodruff（2002）对俄罗斯、波兰、中国以及越南等转型经济的分析指出，转型经济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那些对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限制过多的经济体往往经济绩效也较差。Berkowitz和Dejong（2003）对苏联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原因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初始条件和政策改革措施的影响之后，企业家精神的活跃程度与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宏彬等（2009）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以中国1983—2003年省级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这种关系是因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