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本积累

第二章围绕Stiglitz（1970）的研究展开，具体讨论其两部门贸易模式下资本劳动比变动对贸易条件和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其结论的适用性问题，在这一重要的有关贸易与增长、福利的文献之后，Vanek（1971）、Deardorff（1973）和Smith（1984）基本得出了与Stiglitz（1970）相同的结论：贸易双方进行完全或部分的分工，贸易能否促进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资本品的价格，只要贸易能够提高资本品的相对价格，都将促进资本密集型生产部门的资本积累水平，并且贸易可以提高双方的福利水平。Baldwin（1989，1990）则对上述结论提出批评，并将模型加以动态化进而强调资本积累效应对比较优势效应的放大作用，作用的机理在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资本回报率上升；Mazumdar（1992）则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资本品价格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将Bald‐Win的模型加以修改从而得出与Stiglitz相反的结论。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述评引出本研究的观点：要素配置在消费品—资本品贸易结构中对资本积累起着决定作用。

第三章对企业家能力与企业自生能力的关系进行阐述，在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基础上，将企业自生能力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观点引入分析框架，探讨企业家决定企业自生能力的因素：机会获取能力、外部资源整合能力与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影响，揭示企业家在这三种能力的获取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其对企业的自生能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四章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内，结合赫尔歇尔‐俄林理论，在不考虑企业家要素的情况下，通过构建消费品—资本品贸易模型分析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和部门间的资本比变动对贸易条件、资本回报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结论显示：在资本产出弹性相同情况下，消费品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上升将降低贸易条件和资本回报率但有利于促进资本积累，而消费品与资本品部门的资本比上升将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促进资本积累但同样不利于资本回报率提高。

第五章在前一章的基础上修改假设条件，将企业家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在消费品和资本品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不相同情况下，分析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和部门间的资本比变动对贸易条件、资本回报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结论显示：只有在消费品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资本品部门时，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和部门间的资本比变动才可能在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资本回报率基础上促进资本积累，而企业家能力值同样对资本积累效率产生影响，影响的方向取决于资本产出弹性。

第六章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相关指标，并利用中国数据对这些指标进行整理，对企业家能力、要素在部门内部和部门间的变动趋势加以描述，判断消费品和资本品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变动，以及两部门间的资本比变动情况，将这些因素的变动与贸易条件、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加以比较分析，对变量间的变动趋势以及其中可能隐含的因果关系进行描述。

第七章则用VAR方法检验企业家能力、资本劳动比、资本比变动对贸易条件、资本回报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结果也符合理论模型的预期。资本比上升虽然可以改善贸易条件，但却不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资本劳动比上升表明商品的资本密集度提高，虽然不利于贸易条件改善，但却有利于提高资本回报率，促进资本积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对我国贸易收益不理想作出解释，同样也可以解释资本积累效率在现有贸易模式中不高的原因，这些结果都与消费品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低下以及资本劳动比变动相关。企业家能力的提升则可以对上述结果起缓和促进作用。

第八章将上述分析纳入区域比较范畴，企业家能力的变动对区域资本积累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总的来看，东部地区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中西部地区，因而企业家能力的提升将显著提高其资本积累效率，中西部地区企业家能力的提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仍然停留在量的增加方面，而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速度出现边际递减的情况，但资本回报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企业家能力对东部地区资本积累的效率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还对东部地区代表性省份江苏和浙江两个地区的企业家能力与资本积累效率进行比较分析。

第九章给出研究的总结。

【注释】

[1]Harberger（1950）、Laursen和Metzler（1950）、White（1954）、Day（1954）、Pearce（1955）、Johnson（1956）、Findlay和Rodriguez（1977）、Buiter（1978）、Bruno和Sachs（1979）、Obstfeld（1982）、Svensson和Razin（1983）、Persson和Svensson（1985）、Bean（1986）、Mansoori‐an（1993）、Backus等（1994）、Ikeda（2001）、Cashin和McDermott（2003）、Huang和Meng（2007）、Angyridis和Mansoorian（2008）的研究分析了贸易对储蓄的影响；此外，Bardhan（1965）、Inada（1968）、Srinivasan（1969）、Song（1993）、Das（1999）、Guillo（1999）、Baldwin和Seg‐hezza（1996）、Calzolari和Lambertini（2006）的研究具体分析了贸易引致资本积累的各种可能。

[2]沈坤荣和李剑（2003）、张立光和郭妍（2004）、盛誉（2004）、李坤望和宋立刚（2006）、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梁俊伟（2006）、尹敬东（2007）、刘志彪（2007）、赵文军和于津平（2008）的研究探讨了贸易对资本积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3]关于中国问题可参见王艳和杨忠直（2005）、孙辉煌（2009）、王恕立和刘军（2012）的研究；关于人力资本模型可参见Gerschenkron（1962）、Nelson和Phelps（1966）、Stokey（1991）、Mankiw等（1992）、Benhabib和Spiegel（1994）、Rotemberg和Saloner（2000）、Ranjan（2003）、Naito（2004）、Xu和Chiang（2005）的研究。关于干中学模型可参见A rrow（1962）、Klein（1973）、Rosenberg（1982）、Romer（1990）、Young（1991）、Lucas（1988）、Aghion和Howitt（1992）的研究。

[4]林毅夫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论述具体可参见林毅夫等（1999）、林毅夫（2002a，2002b，2002c，2011）、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2006）、林毅夫和苏剑（2007）、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龚刚和林毅夫（2007）、李飞跃和林毅夫（2011）、徐朝阳和林毅夫（2010）等的研究，这些研究最终归结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5]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参见Aghion和Howitt（1998）、Segerstrom（1998）、Dinopoulos和Thompson（1998）、Young（1998）、Jones（1999）的研究。

[6]周方召和刘文革（2013）在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中，对企业家精神的萌芽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归纳，这部分内容也来自于该综述，由刘文草教授提供。

[7]Schum itz（1989）、Sanders（2007）等学者也都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理模型的分析。Schumitz（1989）第一个将企业家精神明确模型化并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但是在他的模型中将企业家活动的作用严格限制在模仿创新方面，仅仅强调了模仿活动的作用，这一局限使得其研究的影响力和解释力远不及Aghion等（1992，1998）的文献。

[8]有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演进脉络和研究进展，参见潘士远和史晋川（2002）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