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干中学效应

将“干中学”的思想纳入到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与演进中，是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A rrow（1962）、Krugman（1987）、Lucas（1988）、Redding（1999）等则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Romer等人的新增长理论的启发下，Krugman（1987）对“干中学”效应下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部门专业化的模式一旦确定就很难更改，这种专业化模式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而专业化过程中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是通过“干中学”的方式实现的，专业化于低层次的比较优势以及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损害长期的贸易福利^[1]。

Krugman还在知识存在外溢的情况下对一国的经验指数与可贸易商品的产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并认为可贸易品产量越高，则该国的经验指数也就越高。这表明即便两个国家初始的劳动力状况完全相同，商品不存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异，动态比较优势也可以由一国通过不断累积生产经验来获得。也就是说，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可以由贸易开放程度和可贸易商品的产量来决定。因此，比较优势是由“干中学”效应的动态演进而逐渐形成的，并不一定像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是由自然禀赋来决定的。Krugman的这一观点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一国在国际分工中应慎重选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在“干中学”效应下使其不断增强。这一思路也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Lucas（1988）扩展了Krugman（1987）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学习效率，并将人力资本积累纳入分析框架。Lucas从“干中学”影响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角度考虑了不同产品具有不同“干中学”效应的情况，指出了不同产品的选择对动态比较优势演进的重要影响。Lucas强调，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将影响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人力资本的积聚是通过“干中学”来实现的。考虑到专业化于不同的产品生产将导致不同的人力资本增长，一旦一国选择了擅长生产的产品开展国际分工，就会通过“干中学”效应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而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Lucas（1988）这一比较优势理论被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扩展，如Matsuyama（1992）指出比较优势因学习效应而具有动态性，动态的学习效应可使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Aghion和Howitt（1998）也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将资源配置在更复杂的产品部门即“干中学”效应更大的部门，能够促进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Young（1991）对Lu‐cas的模型也进行了扩展，他将国家分成发达经济体、不发达经济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其他国家，认为产品的复杂程度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而“干中学”的外溢效应也随着产品复杂程度的上升而增加。由于发达国家专业化于复杂产品的生产，“干中学”外溢效应就比专业化生产简单产品的不发达国家要强。因此，不发达国家很难实现赶超，只有在发达国家因为技术进步将原有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时，不发达国家的“干中学”效应才会上升。Lucas（1993）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模型，强调相对于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有主导性，而“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一国经济通过不断生产“质量阶梯”上更高层次的产品来获得更强的“干中学”效应，从而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国家间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率，就是源于人力资本从简单产品生产部门向复杂产品生产部门转移速度和程度的差异。

上述这些关于干中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不仅仅应该局限于一般的要素层面，更应该考虑到资源的质量方面。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献仍然基于泛化的人力资本角度来探讨干中学效应，而没有考虑到企业家这种特殊人力资本的干中学效应的动态影响。而企业家等异质型人力资本往往才是左右“干中学”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国内外对于企业家要素与“干中学”进而使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较少。已有的文献中，Schm itz（1989）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式，指出内生化的企业家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庄子银（2003）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这一模型，认为从事模仿活动的南方企业家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