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创新

一国创新产品份额的大小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长期贸易模式，而国际分工地位和长期贸易模式是由源于创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决定的。在诸多探讨创新与贸易的文献中，Grossman和Helpman（1990，1991a，1991b，1991c）的一系列模型最清晰地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动态比较优势的关系。他们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在每一个时点的贸易模式是由每一个国家的企业所拥有的科研项目的数量来决定的。从长期来看，贸易模式根据每一个国家内企业家所开发出来的新技术的数量而演进，而新技术又取决于在每一个国家R&D投资的数量。

显然，Grossman和Helpman的模型向我们展示了发达国家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模仿创新的压力下，利用自身强大的创新能力，在动态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为我们研究动态比较优势的演进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然而上述研究在指出了研发和创新是动态比较优势重要来源的同时，却鲜有文献进一步分析造成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创新能力差异的根本因素，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创新源泉的思想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这些研究之中。熊彼特（中译本，1990）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承担者和组织者。德鲁克（中译本，2007）认为，创新就是改变资源的产出或改变资源给予消费者的价值和满足，而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凭借创新，企业家将变化看作是开创另一个企业或服务的机遇。Miller和Friesen（1982）就认为，企业家导向型的企业在产品市场有风险的情况下会更大胆地进行创新；Lumpkin和Dess（1996）认为，企业家导向强调在现有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新产业的精神，这往往通过引入突变创新来实现；Kevin等（2005）则认为，企业家导向有利于基于技术和基于市场的突变创新。

姜建强（2005）探讨了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在科斯和张五常企业理论中存在的合理性，指出当创意的交易费用过高时，企业家会通过对经由产品创意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的交易实现对创新的收入，从而成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刘昌年和梅强（2006）研究发现，自主创新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一致性、依赖性、拉动性、互动性”，并就当前我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提出了一些建议。陈伟（2006）在借鉴国外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所有类型的企业家行为都以创新为基础，它要求改变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要求创造新的能力以便为企业未来的市场定位增加可能性，创新是企业家的具体工具，是他们开创新产业和新服务机会的手段。李平和崔喜君等（2007）利用我国1985—2004年间的专利数据，得出我国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会影响国内研发资本投入的产出绩效，最终影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结论。张小蒂和李晓钟（2008）从“创新”内涵视角探讨了民营企业家要素的特殊性和在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并认为民营企业家通过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作用超过单纯的技术研发，对优化一揽子要素配置、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庄子银（2005）把企业家活动的配置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引入内生技术创新模式，认为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组织机制，他利用模型证明了一国的企业家精神越强烈，或者说创新动力越强烈，则一国会有更高经济增长率。庄子银（2007）强调一国经济中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决定了一个经济的R&D投入水平，从而解释了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跨国差距。

无论是通过“干中学”还是创新来实现技术进步，归根结底都是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累积实现的，而其中企业家对“干中学”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动态比较优势的核心是人力资本积累，只有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才能使发展中国家不断进入更高级的产业，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作为人力资本中最活跃、对各类企业资源最具有控制力的企业家要素将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变的最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