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记忆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媒介记忆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协调交叉的边缘学科，因此可作为媒介记忆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有很多。

1.媒介记忆理论研究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事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和运用的最根本的方法。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意在辩证、客观地认识和分析历史上、现实中的各种媒介记忆现象和问题，从一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来考察媒介记忆活动及其记忆过程的内在机制与外在联系，进而揭示媒介记忆的本质和规律。

在媒介记忆研究的过程中，运用较多的是专向方法或学科方法，而且不是单独运用，而是综合运用或混合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它主要是指通过运用某一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病理学等）的基本理论、准则、尺度和方法，从某一特殊的角度或层面来观照和分析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和媒介记忆等研究对象，从而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呈现和揭示各种各样记忆的面貌、样态、功能、作用和影响，探寻和选择进行科学规范、合理引导的方法和路径，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服务社会的作用和优势。本书运用较多的主要有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心理学方法、传播学方法、历史学方法、病理学方法和语言学（包括符号学和语义学）方法。

控制论方法和系统论方法由于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启发性、精确性，也是本书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控制论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如何对媒介记忆活动中“离向”“越轨”和“紊乱”的倾向进行调节和干预，如何合理驾驭、支配媒介记忆的整个过程，使媒介记忆活动始终沿着既定的正确方向和合适界线正常运行，使“无序”“衰退”的趋向变回到“有序”“进化”的运行轨道上来。运用系统论方法，能够从总体上精确地描述媒介记忆系统生成、发展、老化、消亡的时间流程与记忆系统组合、叠加、变换、运动的详情细貌，能及时地向媒介记忆活动的组织者、实施者和决策者提供进行有效调控的建议和方法，有利于获得媒介记忆的整体效益和整体功能。

文本分析法也是本书运用较多的一种方法，主要是对研究中涉及媒介记忆的某时某地的媒介内容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和描述，其中既有印刷媒介的文字信息的分析，也有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中各种声音和图像信息的分析。如对传统媒体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方式与回顾模式进行分析，对有重大社会反响的纪录片和历史题材影片进行分析，对市场中有持续影响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对某些激发怀旧情绪的广告宣传进行分析，等等。通过不同内容的文本分析，研究不同媒介记忆形态之间的区别与共性，以及不同媒体所承担的记忆责任与义务。

本书也涉及不少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将某一媒介记忆现象、媒介记忆活动作为案例，放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和语境之中，对其中的若干媒介记忆现象、特征和过程做专门的分析研究，了解其操作动机、操作心理和社会背景在媒介记忆中所起的作用。对那些与媒介记忆直接相关的典型案例（例如，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等）的深度剖析，不仅能使人们了解到媒介记忆工程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也能使人们清楚媒介记忆工程的活动机制、运营方式和实际效果。个案研究虽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但却从一个方面提供了加强媒介记忆、避免媒介失忆的成功经验和具体措施，使人一目了然，容易掌握。

2.媒介记忆理论研究的视角

媒介记忆理论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后裔”和结晶，作为多学科与跨学科交叉渗透、多向交织的研究场域，已经无法通过单一学科和单一方法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必须重新思考与之相应的研究理念和路径，以完成更加艰难而复杂的研究任务。

第一，对媒介记忆进行历史纵深性研究。以往的记忆研究特别是媒介记忆研究缺乏一种基于时间轴线的历史纵深感，没有认识到记忆特别是媒介记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发挥和扮演不同的记忆功能和角色；不仅有指向历史深处的回溯记忆研究，也有直击现实的当下记忆研究和面向未来的前瞻记忆研究。历史记忆是“经过挑拣过后的痕迹”，“进入现代以来，人们自认为有变革的权利、权力甚至责任，随着这种意识越来越强烈，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距离也在拉伸。今天，这距离已经拉到让人痉挛的地步”。“在那带有征服和根除色彩的强大推力之下，历史记忆被连根拔除……十分古老的历史一致性的联系中断了”，甚至连作为“记忆民族”的“忠实于传统礼俗的犹太人”也未能幸免。^[20]记忆既是古老的过去，又是鲜活的当下和灿烂的未来，是时间的轴线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永恒而真实的联系。

第二，对媒介记忆进行社会空间性研究。以往关于记忆研究尤其是对媒介记忆的研究缺乏一种基于空间的网状的社会空间感，没有认识到媒介在不同的国度和地域有其不同的记忆生态和记忆要求；没有意识到不仅有面向不同社会空间的城市记忆、乡村记忆、地方记忆、民族记忆、国家记忆甚至世界记忆的研究，而且有指向不同产业领域的农业记忆、工业记忆、服务记忆和文化创意产业记忆的研究。因为，“记忆具有奇妙的情感色彩，它只与那些能强化它的细节相容；记忆的营养源是朦胧、混杂、笼统、游移、个别或象征性的回忆，它容易受各种移情、屏蔽、压制和投射的影响”^[21]。科学、合理的媒介记忆必须秉持真实、客观、公正、理性的立场，跳出基于某种利益或欲望的个人的、团体的甚至集团的圈子，在更加宏大的全局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空间里进行思考和记忆。

第三，对媒介记忆需要采用整体互动的观念进行研究。古希腊的“万物是一”是西方整体主义的最早发端，庄子的“天人合一”是东方整体观念的最早起源。世界是一个有机交互的整体，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媒介记忆研究不仅强调整体观，而且强调互动观。媒介记忆理论是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平台、枢纽和桥梁，需要采用“整体互动”的观念进行研究。整体观就是“让个体的欲望适当消解，让团体的意识有所淡化。……就是由整体和全局进行合理的统领、笼罩和主导，将个体和子系统放在整体和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分析，从而使得每个个体或元素都能在整体中知道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坐标”。“整体互动”要求“在互动中再现整体，将各种互动要素有意识地归并到整体之中……自觉地、正确地将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子、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审视和研究，使个体在整体统领下互动，整体在个体交流中融合”^[22]。

第四，对媒介记忆需要采用发展变化的观念进行研究。一切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发展中，绝对不运动、一点不变化的事物是没有的。人类记忆活动的形态、方式、方法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需要与时俱进、因时制宜、顺势而为，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用一种发展变化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媒介记忆研究需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识到媒介记忆活动不是停滞的而是发展的，不是固化的而是变化的特点；认识到媒介记忆活动也是量与质的统一体，量变的积累最终会导致质变的发展规律；媒介记忆活动还必须建构起均衡和谐的媒介尺度机制，“处理好媒介尺度两端或中间的矛盾或融合的关节点和临界点，努力将媒介运营和信息传播的各种矛盾关系置于一种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和谐协调、整体均衡、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张力状态”^[23]，因为媒介记忆中用力过度和用力不足都可能造成社会问题甚至社会灾难；还要认真分析媒介记忆现象发展变化的原因、性质和路径及其影响，从而能够把握当下、走向未来。

第五，对媒介记忆需要采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进行研究。在当今时代，科学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这使得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高度综合，各种形式的交叉学科层出不穷、迅速成长。媒介记忆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自然呼唤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以往的记忆研究有不少是一种基于记忆实践的操作性研究、工作性研究，如个体记忆多从心理学和教育学角度进行研究，社会记忆多从社会学和人类学层面进行研究，集体记忆往往又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记忆事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历史记忆和新闻记忆更是分别从历史学和新闻学角度展开研究。现在需要一种超越单一学科导向、工作导向、解决问题导向的统领性和俯瞰性的以及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学术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将打开媒介记忆研究的新窗口和新视界，使媒介记忆研究与时代前进的步伐保持一致。

【注释】

[1]欧文斯：《记忆的中心和传承者》，李音译，《中国档案》2011年第4期。

[2]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3期。

[3]［荷］杜威·德拉埃斯马：《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乔修峰译，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4]［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甦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222页。

[5]Pomian K.De l'histoire，partie de la mémoire，àla mémoire，objet d'histoire［J］.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1998，（1）：63-110.

[6]邵培仁：《传播学》（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

[7]Neiger M，Meyers O，Zandberg E.On Media Memory：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M］.London：Palg rave Macmillan，2011.

[8]［瑞典］安妮·考恩，［瑞典］弗雷德里克·斯铁斯戴德：《Facebook时间：媒介记忆的技术与制度支持》，《中国传媒报告》2016年第1期。

[9]Halb wachs M.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M］.Paris：Félix Alcan，1925.

[10]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11]佚名：《记忆的媒介》，http：／／www.54no1.com／show.php？id＝22。

[12]邵培仁：《传播学》（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年版，第122页。

[13]《世界记忆名录》收编的是符合世界意义入选标准的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工程的主要名录，这份名录内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保管。

[14]邵培仁：《传播学》（第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年版，第187页。

[15]汪丁丁：《何谓“社会科学根本问题”？——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论丛”序》，见［美］赫伯特·金迪斯、萨缪·鲍尔斯：《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页。

[16]［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7]［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8]［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

[19]邵培仁、陈兵：《媒介管理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

[20]［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21]［法］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2]邵培仁：《走向整体的传播学》，《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1期。

[23]邵培仁、夏源：《媒介尺度论：对传播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考察》，《当代传播》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