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蕴藏着走向未来的答案。历史既是一种文化记忆，也是一种新闻记忆。“作为一种记忆，历史使先民的经验、事迹与思想存活于今，它充当着不同时代的纽带并使逝者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英雄与楷模。”历史记忆作为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4]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史源，是为学的基础。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将史学文献分为“记注”（史料纂辑）与“撰述”（史学著作）两类：“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他将史料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对于历史记忆“凝聚性结构”的维护，是史家和媒体的共同职责。

如果说神话传说的内核和基础是真实的历史记忆，那么新闻记忆的内核和基础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历史记忆是根基性和回望性的记忆，新闻记忆是功能性和当下性的记忆。大众媒介通过对日常信息的采集、编辑、记录或报道，形成一种以大众媒介为主导的社会信息记忆，这一记忆过程使得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形成某种必然的亲缘关系。

蔡元培在为徐宝璜《新闻学纲要》所作的序中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5]李大钊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报纸的性质，与记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6]因此，没有新闻记忆，就没有历史记忆。新闻记忆在前，是上游；历史记忆在后，是下游，上游“生态”决定下游“水质”。这两者都以事实为依据，主张秉笔直书、用事实说话。

在人为的“历史刺激”下，新闻记忆会出现突破性、突发性的巨大变化。例如，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对“二战”历史的错误认识和不断挑衅，就激活和引发了全球特别是中国、韩国历史界和媒体界对于日本“二战”侵略历史的彻底清算和全面回忆，从而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演变并积淀成为亚洲记忆和世界记忆。

但是，新闻记忆往往是碎片化的，它不在意历史的时间轴线，也没有系统的和线性的逻辑阐释。历史记忆所关注的往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过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因果关系的记述与阐释。新闻记忆者可能会以历史撰写者的身份自诩，但并非以此生存，甚至也不愿做一个有计划的历史记忆者，历史学家甚至没有公开认可新闻的历史价值和记者的记史身份，这说明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

1.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目的不同

从本质上讲，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都是对社会信息的采集、遴选、整理过程，但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新闻媒介作为人类社会中专司信息采集与传播的组织机构，承担的更多的是信息传播者的职能。新闻媒介采集与遴选社会信息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并从中获益。因此，及时地向受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就成为大众媒介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就构成了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在建构上的最大不同。

历史记忆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的采集与整理模式，其本身并没有直面受众需求的紧迫感与依附感，也就是说历史记忆的建构者无需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作为历史记忆的直接目的，无需过多地考虑信息传播的效果，也不必依靠销售和广告维持生存。历史记忆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关注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和因果关系，注重史料的完好保存和有效利用，进而可以成功扮演一个良好的信息储存者的角色。这里并不是说信息传播的过程对于历史记忆不重要，但是历史记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反馈与受众间的交互并不如大众媒介来得及时有效，这也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采集者与整理者没有必要或不太可能主动迎合未知受众的潜在需求。

而大众媒介则不同，伴随着新型网络媒体的崛起，受众形象越发清晰、受众反馈更为直接且即时，而逐渐细分的媒介市场和更趋准确的受众定位也使得新闻记忆的群体性特征日趋明显，进而使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在根本目的上区分开来。

2.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价值观各异

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史料，而是历史观；新闻最重要的不是新闻观，而是事实。新闻媒介对社会信息的采集与传播遵循的是新闻价值标准，包括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等基本要素，其中区别尤为显著的是时效性和趣味性。新闻记忆对时效性的追求近乎严苛，越新越好，但对历史记忆的建构而言，所记不嫌其旧，时效性可能恰恰是最不需要过多关注的。

趣味性作为大众媒介满足受众需求的一个价值要素，在历史记忆中则往往是较受排斥的要素之一。传统的历史记忆通常较为严谨，对于戏说式的趣味性记载或娱乐性叙说并不认可。历史是人类价值活动的产物或结果，一般比较重视那些已成过去的、能反映客观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具有认知价值、史料价值的事实。

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显著性上来看，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在这方面有契合之处。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英国著名作家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曾经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最危险的人群就是那些断离了自己文化根源的人。”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今后的历史。历史与新闻均为国之大本，其重要性和显著性不言自明。

然而，如果从本质上来分析，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对重要性与显著性的界定又不尽相同。“人的记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关于过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定位；如果缺乏足够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辨识方向和积极行动的能力。”^[7]史学家们总是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与变化进程中影响深远、具有转折性或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别关注来自社会决策阶层的相关信息，尤其是那些并不为人所知但在历史记忆的遴选与整理中可能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新闻记忆对于社会信息重要性与显著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以受众的认知和需求作为标准。社会决策阶层的相关信息固然重要，但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这些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可能影响甚微的人物或相关事件，因为是受众喜闻乐见、欲知而未知的，因此对大众媒介而言就是有重要新闻价值的信息。而决策层的一些内部的变化，或是无关民生的政策条文，即使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可能被大众媒介所忽视。

3.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表述性区分

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除了在目的性和价值性上有所区别外，两者的表现形式与叙事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新闻记忆的大多是当下的社会现象，历史记忆的大多是过去的重要事件；新闻记忆总是追求新闻性和新鲜度，历史记忆总是强调历史性和镜鉴性；新闻记忆是政治化的信息生产活动，它要求采用调查方法和报道性话语，历史记忆是世俗化的资料梳理活动，它要求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历史记忆是对社会信息一个系统的“纯化”过程，对近乎迷雾般的社会信息进行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形成一套具有历史观的、逻辑严谨、表述精确、在时间维度上循序渐进式的线性排序的建构模式。凭借着历史呈现中特有的因果叙事法，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在因果关系就如同数学公式般的被推导演绎出来。

与系统性、线性的历史记忆不同，新闻记忆往往是个性化和碎片化的。新闻报道历来主张差异化、多样化，倾向于独具特色的报道方式，报道中有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以独特、新颖的媒介产品服务受众群体不断出现的个性化需求。

在信息领域，“碎片”（fragmentation）指的是电脑中存放的文件，无论在硬盘还是软盘中，刚开始是以一定的顺序存放，但随着文件增加或被删除，一些文件就不能确保按顺序存放，而是被切割成大大小小的文件块，分散排放在磁盘介质的空余空间里。^[8]新闻记忆碎片化则是指新闻事件的瓦解与分化，也就是事实性信息传播的零散性、非连续性和非完整性，以及对新闻事件评价的多元化、碎片化和异质性。学者彭兰将此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事实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第二个层面是意见性信息传播的碎片化。^[9]

信息在传播层面的分化与瓦解，也导致社会层面的差异化发展，阶层被群体、族群所分割，大众被分众、小众所取代，“草根”传播挑战专业传播，社交媒体叫板新闻媒体，不仅没有统一、完整的历史观、历史主题和叙事视角，而且没有了传统的专业主义、媒介责任、传播范式、叙事结构和运作流程。于是，“传统新闻媒体的专业传播者们开始发现，新闻的品质、价值和渠道已经不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一种潜在的力量正在慢慢生长，并开始颠覆甚至重塑新闻学的威权和版图”^[10]。

因此，新闻记忆和历史记忆就像在两条轨道上行驶的列车，可能并列前行，也可能共享站台，但轨迹和终点不尽相同。

4.新闻记忆可以建构历史记忆

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虽然有所区别，但新闻记忆也会成为一种历史积淀，成为历史形成的范畴，成为历史记忆建构中的一部分；而历史记忆也会“死而复生”成为新的新闻记忆。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dson）认为：“对新闻的社会建构，特别是历史建构存在迷惑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一般处理通史的标准方式就是完全忽略新闻事业。”^[11]在他看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所引发的因果关系太难确定，也就难怪传统的历史编撰的因果叙事法会将新闻媒介错误地搁在一边了。他不相信报纸可以完成任何事，而只是相信它可以在公众中传播下支持的种子。^[12]其实，新闻记忆对于历史记忆的建构，不仅仅是播下种子这样简单，在某种意义上，媒介也是在以一种自己独有的方式书写历史，它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但它却能作为历史的佐证，甚至直接作用于历史记忆的采集与整理。

历史是回溯记忆，也是前瞻记忆，但它必须以新闻媒介或媒介记忆作为记忆的桥梁和纽带。“历史，更确切地说民族史，通常是未来的视角书写的。面对已逝的往昔表现出的大量不确定性，人们正是根据隐性的有时甚至显性的观念，根据未来本该或可能显露的模样，来重新收集集体需要保留的东西，以便对抗宿命，做好应有的准备。”^[13]虽然大众媒介对信息传播及其造成影响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但媒介对社会信息在面向未来的语境下进行选择性采写的优先定势是毋庸置疑的。大众媒介是所有媒介中信息传递最快、传播效率最高和影响范围最大的一种媒介。同时，大众媒介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又赋予了所传递信息极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因此，大众媒介在社会信息传递系统中不仅担负着信息筛选、鉴别、加工的责任，而且决定信息传播的时效、顺序和方向。大众媒介还会根据传播原则和新闻价值体系对新闻事件进行价值衡量，决定如何对重要事件和重点主题进行重点报道、深度报道和系列报道以及如何进行记忆。

历史记忆和新闻记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显著性、重要性社会活动和事件的处理与记忆方式，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往往不谋而合。由于媒介资源、版面空间等的限制，媒介从业者不得不对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进行归纳与命名，而这与史学方法中的归纳法颇为相似。“所谓归纳法，大致讲起来，史学家尽量搜集可能搜集到的史料，史料收集齐全了，再得结论。”^[14]史学一般由历史事实与历史现象、史学评价与史学结论两部分内容组成。这也是媒介记忆或新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闻媒介经常在第一时刻就已经帮助历史学家们完成了部分社会信息的采集、加工、编辑与归纳甚至命名工作，并且不可避免地植入于历史记忆之中，成为历史记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历史记忆信息的采集、梳理、加工和编撰过程中，常常用到的归纳、比较、综合的方法，在媒介记忆或新闻记忆的过程中也比较常见。“史学家对于历史解释，必须经过分析，历史事件的渊源、原因、背景、影响及其意义，都有待解释，而数者解释清楚，无一不需经过分析。”^[15]过去，在媒介记忆和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对于新闻事件的解释与分析原本并非十分重要，因为新闻讲究“用事实说话”，然而随着公共决策与受众的关联日益紧密，特别是灾难、危机事件的增多，受众不安情绪的增长以及对信息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展，受众迫切需要媒体人挖掘和运用背景材料，解释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走向、影响及深层意义，写成解释性新闻或分析性报道。其实，这不局限于解释性新闻或分析性报道，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学者等也都可以借助大众媒介对重大新闻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构建对现实社会的想象、认识和预知。因此，这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解释就构成媒介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史学家的因果分析提供了现时性的解释和有效的参照。

如果说“史学家并不是利用现今还存在的材料制造过去，而是借助它们使我们对过去的想象有根据、得到更正和拓展”^[16]，那么媒介记忆或新闻记忆则是帮助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更加客观真实，回应受众当下的问题和疑惑，是一个从“未知”到“知之”，再从“已知”推出“预测”的社会认知过程。史学家对社会认知的建构和记忆虽不如新闻记忆即时、快捷、现实，但有很强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逻辑性。

新闻媒介有着喜新厌旧、追逐时新性的独特秉性，而媒介记忆和新闻记忆的新陈代谢就如同社会信息在公告栏上不断“刷新”的过程。其实，新闻媒介也是“恋旧”的，“追新”与“恋旧”是它的“一体两面”。在新闻媒介的运作过程中，也不乏对历史事件、社会事件和名人轶事的追溯与回眸，于是就在这一瞬间新闻媒介由现时记忆者变成了回溯记忆者，由新闻的书写者变成了历史的书写者。

新闻媒体的历史书写往往是定期回忆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事件并采取追溯式的报道。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再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回溯式报道，是加深政治记忆、植入历史记忆的有效手段，也是服务于前瞻记忆的。例如，年复一年的定期性的重要节庆（如国庆节、建军节、春节、中秋节等）报道，重要历史人物（如毛泽东诞辰、周恩来诞辰）和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特别报道，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的周年报道，等等。此外，每到年末无论是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还是新媒体，都会凭借各自的媒体特性和独特视角进行一次回溯记忆，对全年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进行回顾与总结，提出年度关键字、年度关键词、年度新闻事件、年度新闻人物和年度精彩瞬间等。这种惯常式的媒介运作方式，正是大众媒介在刻意挖掘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契合点，意在将现时记忆或新闻记忆融入历史记忆或与历史记忆接轨。

这类操作手法与新闻媒介对新闻信息的初次遴选与加工并不完全相同。媒介对新闻事件的回顾与重提，直接强化和突出了相关事件和人物在信息汪洋大海中的显示度和在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营造和建构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价值认同，对历史记忆的方向和性质具有重要的定势作用。

总之，事实既是新闻记忆的生命，也是历史记忆的根本。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记者与史家的共同追求。因此，不应质疑媒介作为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尽管今天媒介所关注的与明天历史所记载的并不等同；也不应忽视历史记忆作为当下媒介报道资源的意义，虽然媒介所追溯和回忆的历史事实被涂抹了时代的色彩和未来的愿景。我们必须承认，新闻记忆可以参与历史记忆，并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来源；而历史记忆亦可以超越时间层面，在意义层面被赋予新闻记忆的价值。新闻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互动互助、共进共演，不仅能将有历史价值的新闻事件有机地植入历史记忆之中，而且也能够对历史书写的新闻化和娱乐化倾向加以合理校正和科学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