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

纵观世界，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作为面对面基础上观念与信息的交流中心”^[27]。城市是媒介生存的最佳空间，是新闻和信息的生成、记忆和传播中心，城市不仅为媒介提供了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优秀媒介人才和大量有一定文化基础、有消费能力的近程受众，而且还提供了充足的财力资源或广告资源。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时代，城市被赋予了“消费、金融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三种功能。“这种后工业时代的象征性经济，包括旅游、娱乐、文化、体育、传媒、时尚工业以及一系列融合在一起的支撑这些活动的服务。……大都市里每个地方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崇尚快乐原则的消费主义变体决定的，即满足和喜悦的流行的可能性”，它们合谋并联手“成为城市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动力”。^[28]记载、记忆城市的成长与发展及其当中发生的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新闻事件，是媒介记忆的主要功能，也是城市“象征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记忆既是城市诞生、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也是媒介对城市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贮、提取和传播、营销的记忆过程；既包括承载城市记忆的历史街区、名人故居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反映城市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的说演唱艺、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历史脉络、文化传承和前进方向，横向地记载着城市的地域风格、空间景观和人文特色。

虽然乡村和城市一样，也有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和新闻记忆，有进行历史记忆、当下记忆和新闻记忆的价值、意义以及生动丰富的乡村进化史，但是乡村记忆的媒介、方式和手段没有城市记忆先进、科学和多态多样。另一个更严峻的事实是：坐落在城市中的“大众”媒介并不怎么关注乡村记忆，并正在逐步演化为“小众”媒介和城市媒介，也就是说它正在由为城乡大众服务的媒介慢慢演化为只为城市市民服务的“小众”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天，当你随意翻阅任何一份报纸、一本杂志，收听一家电台或收看一家电视台的节目，你都会立即被大量的城市信息所淹没。媒介生态中，不仅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农村的媒介，而且现有媒介中涉及“农”字的内容也很少，即使有一些，也是负面信息多于正面信息。^[29]而乡村记忆也正在退化、演变为老人记忆和原始文本记忆，可以采用多符号、多媒体、多形式进行记忆的有文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群都纷纷离去，齐聚城市，乡村只是他们偶尔进行回溯记忆的对象和场景。因此，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之间的记忆鸿沟已经形成并仍在迅速扩大。乡村记忆问题将永远是中国媒介记忆中难以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的；所有的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莫不如是。”^[30]“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31]中国乡村记忆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再加上一些不可抗的灾难性变故，许多同自然环境、气候、空间、历史和时代因素相协调的乡村建筑正在荒废、村容村貌正在消失。“旅游性破坏”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建筑遗产逐渐丧失其历史原真性。临近城市郊区的乡村在经历了“旧城改造”和“空心村治理”之后，不少建筑遗产被拆毁，原本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已经被彻底消融在了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群中。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城市，“除了对旅游者而言仍是一个文化幽灵之外，将不复存在”^[32]。“如今，农村人口的‘蓄水池’已经有一半都干涸了”^[33]，村民成了到处流浪的孩子而找不到回家的路，家谱、族谱、村史成为他们遥远的回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强行植入城市记忆并逐步沦为乡村记忆的遗忘症患者。

保护城乡记忆特别是乡村记忆已经刻不容缓，这不仅因为它承载着厚重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因为它见证着城市和乡村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的历程；不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个人或群体的怀旧情绪，也是因为它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气质、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感能让人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的重要性。2005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设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国家其他部委也启动了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和“文化礼堂”建设工程，国家社科基金特批专项“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有的省市也设立了本地的“历史文化名镇（村）名录”，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工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工程和“乡村记忆”工程，浙江省还创建了“乡村记忆”示范基地。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实行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这一重要原则，强化了政府的保护责任，规定了严格的保护措施。

如果说城市与乡村是人的延伸，那么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就是个体记忆的延展。林奇认为：“城市，是人的城市，因为人是城市的营造者，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城市“是团体之间沟通符号的元素，也是集体记忆共同尊崇的目标……凡是内心里保存着一个良好的环境意向的人，一定会获得情绪上的安全感”^[34]。中国古人更是将家与“特定的场景的关联”直接等同于身体。《黄帝宅经》云：“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黄帝宅经》云：“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主张人与住宅、与天地、与宇宙的通融、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也是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人类在创造和改造世界的同时，其实也在无意中塑造和完善着自身。因此，保护和加强城市记忆与乡村记忆，保护和抢救城市和乡村中优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何尝不是保护、完善和加强人类自身的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