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记忆研究的发端

个体记忆不仅是媒介记忆研究的发端，也是人类所有记忆研究的源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记忆就是人脑对外部信息输入进行编码、存贮和提取的过程。因此，记忆的早期研究事实上就是对人的研究，是对人类个体中记忆这种生理机能或心理活动过程的分析。诚然，早期人类对记忆的认识就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没有人的参与，记忆也将无所依附，而记忆这一过程又是除当事者以外无法言说的。

因此，早期的哲学家们如柏拉图、苏格拉底、奥古斯丁等，几乎都是运用自省法，凭借自身的记忆经历和经验对个体记忆展开论述和想象。柏拉图将记忆描述成为个体大脑中的一块“蜡板”：“每当我们要记住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就把蜡板拿到感知或思想前面，将印象印在上面，就像用印章、戒指盖印一样。”^[42]苏格拉底将记忆描述为大型的“鸟舍”：“鸟舍中可以栖息各种各样的鸟。有的独成一群，有的三五成群，也有的孑然一身，在鸟舍中只有飞翔。”^[43]奥古斯丁又将记忆描述成“宫殿、宝库和洞穴”：“图像、声音和味道通过感观的大门和通道进入这些空间，分门别类加以储存，回忆时再同样分类再现。”^[44]

“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记忆研究始于艾宾浩斯（H.Ebbinghaus），他是第一位对记忆这种高级心理过程进行定量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45]，从他的数量取向（quantity oriented）的研究观点中发现，遗忘显然是个体记忆的常态，个体记忆的潜力也许是可以挖掘的，通过大量的训练，我们也许可以保留更多的记忆，但是我们将永远无法通过个体记忆自身能力去战胜遗忘。

心理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则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通道容量”（channel capacity）理论，认为个体记忆有通道容量的限制，超出通道容量就会产生更多错误。^[46]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在接受和存贮信息时具有空间容量，输入信息太多就会出现超载、拥挤、溢出、泄漏等问题。

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比切·斯多福（William Beecher Stover）发现个体记忆并不仅存于大脑的海马体中。解剖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在对老鼠的解剖实验中发现，皮层损伤得越多，记忆损害就越严重。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解剖学和先进医疗检测设备的发明，神经心理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后，PET扫描技术的应用帮助神经学家们对大脑神经组织与记忆功能之间建立联系，进而明确了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

不可否认，个体记忆是一切记忆研究的发端，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所指向的都是记忆的生物层面，也就是记忆在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运作过程，而媒介记忆的诞生和发展则为个体记忆研究的生理层面带来了新路径。生物层面的个体记忆终究要消亡。于是，人类发明了人工记忆和媒介记忆，并逐步将之发展成为人类记忆的核心和主体。

最古老的助记方法就是书写。“这些人工记忆不仅能够辅助、解放乃至替代人类记忆，还影响着我们对记忆和遗忘的认识。”^[47]这也就注定了媒介记忆对个体记忆研究方向的影响，而在网络技术与神经学研究空前发达的21世纪，认知神经科学与媒介研究实现了结合。

事情往往正反互构、优劣并存。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在《坏事变好事》（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一书中运用经济学、神经系统科学、传播学理论分析认为，人们避之不及的“垃圾”文化其实正在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他说，一款电子游戏、一部影视剧不可能像一本书，也没有理由“渴望”成为一本书。事实证明，从游戏俄罗斯方块到影视剧《反恐24小时》，再到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rentice），都使人们的IQ值、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有所提高，而这些未必能从书本中获得。约翰逊以实例证明了使用计算机比阅读图书产生更多的神经刺激，当今的大众文化也不是在衰退，而是在变化——以令人兴奋而刺激的方式在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轻松地理解。^[48]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 Sweller）以美国心理学家Miller 1956年的脑力负荷或心理负荷（mental workload）研究为基础，于1988年提出“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该理论认为，互联网信息所产生的刺激超出了大脑工作记忆区的“认知负荷”，导致大脑对信息的理解和领悟只能停留在浅层。认知负荷理论假设人类的认知结构由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组成。其中工作记忆也可称为短时记忆，它的容量有限，一次只能存储5～9条基本信息或信息块。当要求处理信息时，工作记忆一次只能处理2～3条信息，因为存储在其中的元素之间的交互也需要工作记忆空间，这就减少了能同时处理的信息数。工作记忆可分为“视觉空间缓冲器”及“语音圈”。长时记忆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其中存储的信息既可以是小的、零碎的一些事实，也可以是大的、复杂交互的序列化信息。长时记忆是学习的中心。如果长时记忆中的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则不可能发生持久意义上的学习。为了构建图式，信息必须在工作记忆中进行处理。在信息以图式形式存储到长时记忆中之前，信息的相关部分必须在工作记忆中提取出来并进行操作。工作记忆的负荷受来自材料的内在本质、材料的呈现形式及学生的活动的影响。^[49]

在进行学习、记忆、思维及问题解决等高级认知活动时，人们需要一个暂时的信息加工与存储机制，它能够保存被激活的信息表征，以备进一步加工之用，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塞恩·贝洛克（Sian Beilock）称这种机制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工作记忆包括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视觉空间存储器（visual spatial sketch pad，VSSP）和语音环路（phonological loop）三部分。中央执行系统负责工作记忆中的注意控制，其功能类似于一个能量有限的注意系统，该系统负责指挥各种次级系统的活动。也就是说，工作记忆只是一个容量有限的记忆系统，用来暂时保持和存储信息，是知觉、长时记忆和动作之间的接口，是思维过程的一个基础支撑结构。人为什么会在重要时刻，大脑一片空白？就是因为人对结果的过度担心占用了工作记忆系统，占据了“内存”，而“内存”不够大脑自然会“卡壳”。^[50]因此，在重要时刻一定要让工作记忆空出来，让工作记忆只存放能控制的和需要的东西。

2008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教授盖瑞·斯默尔（Gary Small）揭示了互联网对大脑的影响。他发现，经验丰富的网民通过大量使用互联网，建立起了与众不同的神经通路。^[51]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个体记忆模式正在改变，人们不会去记忆那些媒介记忆已经记住的信息，而仅是记住获取媒介记忆的方法。“这表明人们不是记忆力变差，而是以更好的方式组织大量可用信息。”^[52]“当你可以用大脑装下通向整座图书馆的快捷通道的时候，何必还要记住一本书的内容呢？”^[53]

这里，关于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关系的论证始终在记忆研究的各个领域展开，但同时也为媒介记忆研究指出了一条重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