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与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研究是对传统记忆研究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使得记忆研究从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生物学领域切入人文社科领域。借此，“记忆研究从心理学扩展到了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传播学、历史学，乃至逐渐扩展到地理学”[54]。
如果从时间点上来讲，集体记忆的概念是由Hugo von Hofmannsthal在1902年首先提出的，但是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却是公认的集体记忆研究的创始人。他在《论记忆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 of memory”）一文中首次阐述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在之后的《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中更为系统和具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并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定义为通过社会群体建立他们个人生活中心的工具。当然，作为涂尔干的学生、涂尔干学派的忠实追随者，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事实上涂尔干的对纪念仪式的研究中就曾经简单提到过记忆的功能，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
总之，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概念是具有开创性的，他不仅为记忆研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并且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大声地告诉心理学家们“记忆并不是你们所想的”。
此后，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们的共同关注，且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一时间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研究的成果可谓层出不穷，但总的来说集中在“研究社会群体成员如何认识自我群体的过去、如何分享遗忘的经验、如何选择希望同享的记忆”[55]几个方面。
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研究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记忆分析的范式已经开始具有半自主的动力”。施瓦兹（Schwartz）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霸权理论家对“过去”进行社会建构的讨论，尤其是霸权理论家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论、大众记忆和对过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Bourdieu）和奥特纳（Ortner）指出，“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结果和规范系统转到实践，文化不但是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规范、价值和态度，而且也是所有社会过程构建出来的符号维度。各种意义框架都有其历史。这种过去导向使社会记忆关注于意义框架的传播、保存和改变。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中出现”[56]。
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研究中记忆并不是抽象的，这些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记忆必须通过他们的不断使用而被识别，而这一过程离不开媒介的参与。一言以蔽之，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其本质就是一种媒介现象，而媒介则成为研究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重要性与独特性的重要场域。大众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它们在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和塑造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学者加里·R.埃杰顿（Gary R.Edgerton）在对电视的研究中就指出：“电视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学习历史的主要途径，媒介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方式改变着大众媒介观众思考历史人物的方式。美国过去的故事将是媒介选择去记住的那部分故事，而媒介所记住的故事最终将为美国自身的一部分。”[57]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是相互重合交织的。
媒介在社会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支配性地位将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学者们在探讨这些记忆领域时不得不将媒介记忆带入其中。而媒介记忆概念的提出者卡罗琳·凯奇（Carolyn Kitch）也提出：“媒介记忆（meida memory）是作为媒介研究与记忆研究的交叉领域而提出来的概念，试图从中探讨在媒介运作中媒介是如何通过扮演一个记忆代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58]
2011年，以色列奈塔亚学院和海法大学的Motti Neiger、Oren Meyers和Eyal Zandberg三位学者第一次将媒介记忆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编撰成书，试图更为系统地研究媒介记忆的场域以及媒介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交互关系，解释媒介记忆如何不断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建构与完善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59]
浙江大学张俊华教授认为：“社会记忆研究的系统化和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研究的一个新亮点。它大大地促进了人类对自己所记载的和正在记载的历史全面的反思”；“在现实社会，一个人的身份，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无不与这个人、这个民族对自己的过去的记忆有关”。[60]在全球交流的背景下，社会记忆不再只是群体的，也是社会的和世界的；不仅具有塑造记忆载体群体身份的功能，而且具有其持续性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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