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记忆的神经科学分析告诉我们：人类的大脑并非完全由遗传基因决定，大脑可以在外部信息的刺激下完成具有不同针对性的“神经塑形”。也就是说，大脑也是可以被锻炼并逐步强健的。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家柯克·埃里克森的研究发现：散步可以增强大脑记忆力，每周3次充满活力的散步可以增加记忆中心的大小，而且不需要剧烈的身体运动就能看到这些效果。另外，身体活动加上一些脑力锻炼（例如猜谜），也有益于大脑健康、提高记忆力。[62]同样，当我们不经常使用大脑时，它也会因“生锈”变得衰弱。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了大脑形成及失去记忆背后的数学方程。沃尔夫兰姆·格斯特纳（Wolfram Gerstner）带领的一支研究团队针对所谓的“记忆集合”（突触）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记忆集合”具有很强的可塑性，神经元可以改变信息传递速度和密度，从而改变记忆。“记忆集合”是一组由神经元组成的网络，神经元之间由突触相互连接，可以存贮一部分特定的记忆。当人试图唤起某段回忆时，这些特定的记忆碎片就会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记忆。记忆形成和唤起的过程“就像交响乐队一样协调”。这些数学方程可以精确地描述我们唤起回忆的方式。[63]
因此，在未来某一天，科学家或将可以操纵人类记忆，帮助医生消除或改变病人脑海中上瘾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PTSD），让成千上万饱受痛苦及真实记忆折磨的人得到治疗，并形成新的愉悦性记忆。综合各种报道，现在医学界离削弱、消除甚至重写人类记忆仅有一步之遥。但是，没人知道，这是离天堂更近，还是离地狱更近。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教授盖瑞·斯默尔（Gary Small）在2008年完成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互联网对大脑的影响。他的团队以24名志愿者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有12名经验丰富的网民，另外12名是地道的网络新手。通过核磁共振成像仪扫描他们在使用网络时的大脑状况，研究者们发现两组研究对象大脑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大脑皮层一片称为背侧前额叶的区域，该区域的功能是处理短期记忆和决策制定。网络新手的扫描结果显示这片区域活动微弱，而老手则非常活跃。在这些互联网新手连续5天每天使用互联网1小时之后，新手与老手之间代表大脑活跃程度的亮斑团几乎是一摸一样的了。为了检验试验结果，研究人员还让实验对象在模拟读书环节阅读线性文本，此时两组实验对象的大脑扫描结果没有表现出大脑活动的显著差异。显然，经验丰富的网民通过大量使用互联网，建立起了与众不同的神经通路。[64]
《荀子·劝学》载曰：“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假于物”有两种办法：一是“借势”，利用外界因素；一是“假物”，发挥工具的作用。人类过度“假于”互联网，已经形成工具依赖。工具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方式，而且改变并塑造了我们大脑的生理结构和记忆模式，导致全体网民的“网络中毒”，亦即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记忆的选择、存贮、识记、传播和重现方式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其记忆和传播模式也更加多元、复杂。有的呈现出“复式漩涡型”，即媒介信息通过几条主干向各个用户节点扩散，多节点接受、记忆信息后加以选择性转发，而每一次转发都会在节点周围形成一个漩涡式信息聚合和扩散；有的呈现出“中心辐射型”，即在意见领袖周围密布着许多忠实的粉丝或对某个主题感兴趣的受众，于是意见领袖通过微博、微信、博客等媒介渠道进行的信息选择、再现和传播，成了这些人主要的信息来源，从而形成了以意见领袖为中心的辐射型模式；有的呈现出“双向回路型”，即每一次信息记忆、传播或转发都引起双向互动，人们在互动中质疑、补充和完善内容，互动、修改和记忆、传播同时进行，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使内容趋于完善。在这三种记忆和传播模式中，作为新媒体和网络时代的个体记忆，面临着信息爆炸、知识骤增、媒介失控、信息失衡等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和传播困境，特别需要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信息选择、记忆和再现的独特路径和模式。
媒介记忆是人类记忆的最佳载体，它与个体记忆之间是一种天生的交互关系和生态关系。因此，无论传播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论传播科技多么的发达，媒介与个体、媒介记忆与个体记忆永远都要紧紧拥抱在一起。没有作为基础元素的个体记忆，媒介记忆的大厦就难以建成；同样地，没有组织化、系统性的媒介记忆，个体记忆的可靠性、持久性、稳固性就难以保证。受众的信息需求需要媒介给予满足，而媒介的影响力则需要通过受众予以呈现。两者在互动互助、彼此影响的过程中共进共演、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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