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选择的“刻写者”

媒介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刻写者”，这种刻写显然不是无目的和无原则的。但是，这种刻写的目的和原则又是建立在媒介记忆的生存机制中间的。在历史记忆与媒介记忆的比较研究中，笔者就发现：“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同样都是针对社会信息采集、遴选和编撰的过程，但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新闻媒介作为人类社会中专司于信息采集与传播的组织机构，承担的更多的是信息的传播者职能。新闻媒介采集与编撰社会信息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并从中获益。”^[49]同时，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的价值观也不同，“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史料，而是历史观；新闻最重要的不是新闻观，而是事实。新闻媒介对社会信息的采集与传播遵循的是新闻价值标准，包括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等基本要素，其中区别尤为显著的则是时效性和趣味性两项属性”^[50]。新闻媒体中媒介记忆的选择机制，显然是与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媒介组织其自身的生存紧密相关的，如果媒介组织选择“刻写”的新闻报道不是受众所需要的，其生存不可能长久。潘祥辉博士在对苏联媒介的研究中就指出：“在苏联时期，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众多报纸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报纸热衷于报喜不报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报刊上见不到灾难的身影。”^[51]这种媒介记忆的选择性失灵，不仅最终断送了一个媒介组织自身的生命，而且大范围的媒介功能失灵还彻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当然，媒介记忆的这种选择性刻写并不仅仅存在于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事实上所有的媒介记忆的刻写如写作、编剧、摄影等，都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而选择的框架则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媒介记忆的生产者们不断地、反复地揣摩什么样的内容是当前社会需要的，是当前受众需要的，是可以引发流行的，是更容易受到人们接受和追捧的，是当下政治生态能够接受的。媒介记忆的刻写选择显然是某种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它不可能超越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而孤立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