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的“刻写者”

媒介记忆对集体记忆的刻写并不是呆板的复制和操演。在口头文化时期，“原来花在建构和保存记忆系统上的心理能量被释放了，它鼓励人们找出新陈述，生产新思想”^[52]。从信息技术或信息呈现的角度来看，媒介记忆对集体记忆的刻写显然是多样化的。所谓的多样化“刻写”，不仅表现在媒介记忆文字的、图像的、声音的甚至影像的、数字化的呈现形态与口头文化之间的区别，还表现在媒介记忆对集体记忆“刻写”过程中所采用的多样化的形式。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一书作者郑曦原在阅读了《纽约时报》对晚清时期报道的408篇电文后，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的跨世纪追踪报道，其篇幅是如此之巨大、时间是如此之连续、视角是如此之完整时，内心受到很大震动”^[53]。新闻媒体在对于集体记忆的刻写中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受到当时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干扰，但这些刻写显然还是以记载和显示事实为依据的。

王汉生和刘亚秋在对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中，就将知青文学作为一部分研究对象，这些知青文学题材包括诗歌、报告文学、小说等。“知青作家在个人回忆中为自己找寻价值，为自己的青春找寻价值。而在知青文学中，知青作家则似乎是在一段荒谬的历史中为一代人找寻价值。”^[54]这些小说、诗歌、散文等一系列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来源于创作者的记忆，另一方面则是对同代人集体记忆的媒介刻写。

电视连续剧《蜗居》“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大牌导演和明星演员，但正是这样一部反映城市居民买房问题、描绘城市底层民众生活剧打动了观众，引起了众多观众的情感共鸣，并成为满足当下公众集体寻唤心理表达的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渠道”^[55]。

媒介记忆包含了媒体中的新闻报道、文学领域中的各种文学创作、影视领域中的各种影视作品，事实上所有依赖媒介传播的信息都是媒介记忆刻写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这也就决定了媒介记忆所刻写的集体记忆并不全是客观真实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对集体记忆的表达手法就是艺术化的，有的作品甚至恶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者将现代流行元素植入历史剧中。在政治、经济、流行等元素的影响下，集体记忆在媒介空间中不断地被扭曲，甚至被杜撰和恶搞，这样的刻写最终导致的不仅是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的遗忘，而且是记忆的混乱与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