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与媒介记忆

社会可以对历史不再计较，但却不可以不再记住。对他人有非正义行为或伤害者更没有理由命令或强迫被伤害者忘记获取，并甚至为此篡改过去的历史真实。

——徐贲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突破了原有的旧式研究模型，使“记忆”研究不再局限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是进入广阔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让人们认识到记忆不仅有心理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我们大部分的记忆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我们通过社会获得记忆、回想记忆、辨认记忆以及定位记忆。甚至我们的记忆也是置于社会视角中的，群体的成员刺激我们的记忆、唤醒我们的记忆，并为我们的记忆提供支撑。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虽然涉及了社会，但是他始终围绕着群体展开论述，在论述社会群体的框架中小到家庭与社群，大到宗教与社会阶层，论述集体记忆的内容也是模糊和难以把握的。在哈布瓦赫之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对其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梳理，认为集体记忆的范畴包括“对事件的回忆，这些事件或直接被人们亲身经历，或间接通过书写的、事件的和口述的传统得以传承下来，活跃的记忆，由机构和制度、各种仪式、历史著作加以维持的记忆；隐藏的和重新获得的记忆，如少数族裔的记忆；官方记忆，由民族、家庭、宗教、政党营造的所有想象物的集合；没有记忆的记忆，底下的和亚历史的记忆（如犹太记忆）等”^[1]。这样的描述，似乎已经足以囊括所有关于人类记忆的内容和形式。

也许正是因为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大包大揽”，使得后期的记忆研究者们有点无所适从，只得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具体的记忆研究领域，如文化记忆、历史记忆、官方记忆、民间记忆等。而“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这一概念则因为无法与集体记忆区分开来，被认为是“人类讨论集体记忆如何保持和传播的问题时的一个专有名词”^[2]，进而成为集体记忆概念的演变或替代。彼得·伯克关于社会记忆的观点也认为，“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而其范畴包括“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3]。也就是说，社会记忆无论是其概念本身还是其研究范围，似乎都无法摆脱集体记忆的束缚。国内学者刘亚秋更是直接指出：“自哈布瓦赫以来，社会记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称之为‘集体记忆研究’，基本上被规制于一个框架。”^[4]

笔者认为，研究者之所以提出社会记忆这一概念，显然是看到了集体记忆研究中的缺陷和不足，认为意识形态、社会权力、控制、约束以及记忆建构等话题不适合在集体记忆的研究范畴内展开讨论，同时也看到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严重对立的现象，而社会记忆概念正好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转移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