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

康纳顿关于社会记忆的阐释，既是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观点的继承，也是一种反叛。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研究中，集体记忆是被建构起来的；而在康纳顿的研究中，社会记忆则是对过去的保存与重现。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被后期的研究者们视为记忆研究中关于“断裂”与“连续”的一个基本问题。“断裂”的观点认为，“过去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5]。而“连续”的观点认为，记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就个体而言，“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6]。新记忆的产生与旧记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我们自身的经历，是我们所处的国家、社会环境，以及那些无法选择和改变的过去。就社会而言，记忆也是一个发展与沿袭的过程，现在与过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忆的割裂是不可能的。“每一个社会不管它的意识形态环境如何，都要保持一种关于过去的连续感。如果关于过去的信仰不能经历社会变迁的考验，社会的团结和连续就会受到损害。”^[7]

1.政治权力控制下的社会记忆

康纳顿认为，一个群体塑造的共同的社会记忆，不仅是全体成员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群体成员每个人的；社会记忆不仅是传递性与连续性的，更是控制性的和对现实有影响的。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就指出，即便是试图“建立一个开端，不可避免地要回溯一种社会记忆模式”。而对于法国路易十六的审判和处决，就是以一种新的仪式来消除前一个仪式的记忆，“以仪式终结帝制，是对批判对象的清算和记述。对王朝原则的摈弃，此处指举行仪式加以摈弃，仍然是对前朝的记述和回忆”^[8]。在康纳顿看来，法国大革命期间显然是社会记忆的转折与交接，新旧社会制度之间的更替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对旧有社会记忆的批判和新社会记忆是如何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康纳顿关于社会记忆的观点不仅仅包括社会记忆是对集体记忆的传承和延续，也包括传承和延续过程中权力对社会记忆的控制。在他看来，控制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社会记忆是为支持现存社会合法化而存在的，现存社会合法化决定着社会记忆。“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极权统治剥脱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9]在对极权主义国家这个极端例子的阐述中，康纳顿用了组织忘却（organized forgetting）的说法，认为对那些社会记忆撰写者的“放逐与开除”，以及对社会记忆本身系统性的压制，最后都可以达到目的。同时，康纳顿又将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区分开来，认为个体记忆不能独立于个体对过去的认知和理解，与此同时，群体又给个体提供了定位记忆的框架，让我们的记忆定位在群体提供的心理空间中。因此，权力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必然通过媒介渗透到个体记忆当中，并引导个体展开回忆，进而“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10]。

康纳顿对于社会记忆的分析显得极为繁复，但是延伸到今天，社会记忆对个体记忆的渗透以及权力对社会记忆的建构依然是媒介记忆研究的关键性问题。权力所控制的显然不仅仅是历史的书写，也包括媒介从业者和媒介记忆本身，通过控制形成整个社会共享的记忆，以及决定个体对过去和现在的认知。

2.仪式话语控制下的社会记忆

康纳顿认为，仪式是社会记忆传承与连续的最好证明，“许多前文字族群的仪式和许多现代政治仪式里，存在各种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仪式，它们不仅仅用自己的高度程式化和固定性，暗示对过去的延续；相反，它们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公开声称要纪念这样的延续”^[11]。这种仪式被康纳顿视为一种操演类型，反复操演进而成为社会记忆的传播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扮演了重要角色。康纳顿认为，仪式语言是一种记忆手段，并且具有控制力和渗透性。首先，仪式是一种操演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在仪式的过程中，言语本身就构成了某种行为，超越了发有意义之声的行为，其表现为一种言语次序排列，“只有当这些话被说出来的时候，这些言语行为才会出现；如果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12]。其次，“仪式是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对于这些语言的说和用，有风格化和典型化的倾向，由大致不变的言语系列构成”^[13]。因此，在整个仪式的过程中，言语是被标准化后的不断重复，而这些被规范和约束的言语都是不断操演的结果。这也就证明了这种不断重复并且保持高度统一的仪式，对于社会记忆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操演话语并不仅有言语，也包含那些经过编码且一成不变的姿势、手势和动作等肢体语言。“这些操演动作是效果尤其显著的‘说话’方式，因为它们明确无误，摸得着，看得见；这种‘说话’所出自的那个套数的必不可少性，使得它们的操演之力及其作为记忆系统的效用，都成为可能。”^[14]不论是操演言语或是操演中的肢体语言，康纳顿通过这些分析试图指出的是社会记忆的身体性，即记忆的保存和传播都有赖于规律性的身体行为。这种将身体作为社会记忆传播工具的模式显示的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仪式固有范畴的拓展和创新，让人们可以重新认识仪式以及仪式是如何建构社会记忆的。

在对身体操演的剖析中，康纳顿并没有太多地涉及媒介，但今天的媒介研究早已进入了媒介仪式（media rituals）研究领域。譬如，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在《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Media Rituals：A Critical Approach）一书中就认为：“媒介仪式可以指那些围绕与媒介相关的核心类别和界线组织的规范化活动，这种活动的进行直接或间接表明了它和那些与媒介相关的宽泛价值之间的联系。”^[15]可见，媒介空间中的仪式恰如康纳顿所指出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身体操演，媒介既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也是仪式演出的空间。因此，媒介仪式作为记忆本身，或作为社会记忆的传播手段，对个体记忆的渗透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

3.体化实践形成的社会记忆

对于社会记忆的研究，康纳顿最终还是回归到个体层面，而社会记忆的传承与连续也是因为习惯记忆在个体身体中的积淀。这种积淀与积累则来源于两个方面：体化（incoporating）实践与刻写（inscribing）实践。体化实践是以个人或群体身体举动传达信息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人际或组织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既可能掌握类似行走、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技能，也可能形成吸烟、酗酒、赌博这样的癖好，而这种体化实践通过不断地重复，变得越来越自然，最终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记忆，一切都是“不由自主地”发生的。刻写实践是通过图书、照片、录影带、计算机等现代手段捕捉和保存信息的过程，其实质就是运用媒介记忆的过程，也是一种将身体行为的时间属性系统转化为媒介符号的空间属性的过程。不过，康纳顿的思维始终围绕着身体行为或者体化展开。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体化成分，任何刻写都是不可思议的”^[16]。刻写实践往往被人们所重视，而体化实践则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我们通常把刻写当做传递社会记忆的特许形式，我们认为刻写体系的传播和周密化，有可能让它的记忆能力得到有说明意义的发展。但是，却低估了记忆的重要性和被体化对象的持久性”^[17]。事实上，康纳顿的观点将操演仪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说，社会记忆的传承与传播依赖的是人们的身体行为，仅仅刻写是不足够的，缺乏体化的过程，记忆最终无法长久保存。

康纳顿的观点显然值得媒介记忆研究者深刻反思。长期以来，人们对媒介传播的重视，无不集中在媒介记忆的内容上。人们习惯性地认为，那些刻写下来的事实就已经达成了记忆的目的。但事实上，真正稳固的可能是一代代体化记忆的传承与延续，一旦失去了体化实践的过程，刻写的价值与意义也将大大降低，甚至可能被人们更快地扭曲、擦除和遗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和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等，它们的保护就需要刻写与体化相结合。因此，刻写与体化应该是一个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不断强化的过程，正如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结尾所说，应该“强调操演，尤其是习惯操演，对于表达和保持记忆的重要性”^[18]。可见，在媒介记忆中，记忆与操演相结合、刻写与体化相补充是进行全面、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记忆所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失实、失真、失忆和偏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