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重复下的记忆

时间是记忆最大的敌人，在时间面前一切记忆都终将通往遗忘，即便被固化为文字抑或任何“高保真”的数字记忆，也无法阻止记忆的最终流失。记忆的延续与否并不在于记忆以何种方式存贮，文字固然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固化记忆，但无人阅读的文字同样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遗忘，图像、影像也是如此，物质固化的记忆也不是绝对的永恒。

时间给我们带来遗忘，这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我们识记过的所有内容，如果顺其自然，随着时间的消逝都会被逐渐遗忘”^[15]。记忆被搁置得越久，遗忘就越多。而形成记忆并与遗忘进行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复。艾宾浩斯以音节组作为人们学习记忆的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发现“同样的识记材料，诵读次数越多，记忆得就越牢”^[16]，并且在一定时间内，分散的重复肯定会达到更好的记忆效果。也就是说，重复是对固有记忆的再次激活，并能强化和延续记忆。恰如法国学者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说：“重复根本不会促使第一种记忆向第二种记忆转变；重复的仅仅是利用越来越多的运动，那种运动延续第一种记忆。”^[17]

在此我们可以确信，重复使个体的记忆得以强化和延续，而在群体和社会层面，重复似乎也拥有相同的功能。我们的群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是有延续性的和可识别性的，它保证了群体和社会的独特性与持久性。在缺乏文字记录的情况下，群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依赖的是口头的历史和交际的传承。代际口口相传的是不断重复了数千年的英雄传说；同代人之间不断对共同经历展开交流和讨论也是记忆在群体中的重复、强化与聚合；社会行动者的纪念活动、法定假日、庆典仪式更是一种制度化的重复，以强化共同记忆的持久性。

在对记忆的研究中，媒介的物质性使得人们更多地强调媒介作为记忆的载体在保存记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显然，从鲜活的生命载体跨越到文字符号固化的媒介载体时，记忆的积累和传承模式被彻底改变了。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媒介同样是记忆的复制机器，它记忆的是文字符号固化的媒介载体通过大量的复制再次进入鲜活的生命载体的过程。恰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书中指出的，复制使产品大批量销入市场，打破了原作的即时即地性，也使原作实际存在的时间长短摆脱了人的控制。^[18]也就是说，媒介空间中的复制使得原本的记忆可以被大批量重复，可以被随时重复，且记忆的实际存在被延续、被强化。

媒介的重复与复制不尽相同，本雅明将媒介技术称为机械复制，“在文献领域中造成巨大变化的是印刷，即对文字的机械复制”^[19]，照相、摄影则是对形象和声音的机械复制。但是机械复制的酷似物与摹本都不具有原作的独一无二性和永久性。媒介重复则不存在原作的问题，或者说媒介空间中大量高度一致的机械性重复使得原作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一无二性和永久性。对名著经典无差别的机械复制，对音乐作品的高精度复制，使得受众完全没有必要像追求艺术品一样去追求对原作的耳闻目睹；而电影更是不存在所谓的原作，它是以大量复制销售为目的的媒介生产。

媒介重复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根据媒介重复的一致性程度或重复的性质，大致将媒介的重复方式分为机械性重复、叠加性重复与混杂性重复三种不同的类型。

1.媒介的机械性重复

媒介的机械性重复可以被视为一种无差别的复制，相同的图案在媒体中反复出现，相同的歌曲和影片被经常性地重复播放，书籍被一再重印，这种机械性重复意味着媒介空间中记忆被重新激活的同时并不改变原有记忆本身，重复的记忆与原有记忆保持了一种高度一致性。

对个体而言，“我们记忆的绝大部分，都与我们生活的事件和细节有关，而其基本要素就是具有时间性，因此不可能具备被重复的能力”^[20]。媒介记忆中的绝大部分也不具备被重复的能力，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决定了大多数媒介空间中固化的信息很快会被遗忘，而能够获得机械性重复的记忆则更是政治、文化、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极少部分。譬如，媒介空间中国歌与国旗的反复出现显然是提升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宗教类书籍的机械性重复是宗教一致性的重要保证；文化经典的机械性重复对传承人类文化与建立民族认同有着独特的价值。同时，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企业的商标广告也可以长期统一地反复呈现。可见，机械性重复往往是各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因素一旦消失，则这种刻意的重复也随之消失，与之相关的记忆便逐渐走向遗忘。

2.媒介的叠加性重复

机械性重复保证了记忆的高度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一定程度上会脱离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使记忆成为可以独立复制的段落。而叠加性重复则是一种线性的、发展的重复，记忆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是连续的，一段记忆在媒介空间中被重复是因为其与当下的记忆产生了叠加，在过去与现在的交叉联系中，记忆的重复出现了新的认识与创造。

对于媒介的叠加性重复，我们可以以媒介的历史记忆重复作为对象进行阐释。历史本身可以视为早已被文字符号所固化的尘封旧事，本质上已经成为不容篡改和杜撰的共识，那么记忆重复的意义就必须是当下新的价值。这种新的价值可以存在于四个层面：一是有助于我们当下对于国家、民族和自我的全面认识。我们通过编撰系统化的历史教材对历史记忆进行重复，在这其中历史必然是客观的，但它服务于我们当下的需求。二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中未被发现的事实真相。譬如，历史文物大发现，历史谜案被破解，历史内幕被揭开，等等。总之，新发现、新认识、新观点都可以帮助已经休眠的历史记忆重新复活。三是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现在的认识，解决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重复某段历史对于现在有特殊的借鉴意义。譬如，我们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活动，重复的是战争的历史记忆，叠加的是我们对当下和平的珍视。媒介中文化记忆的传承也是如此，不断重复的民俗传统、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是过往记忆与当下的叠加，它留住了传统却又加入了今天的“注脚”。四是有助于我们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探索、预测和叠加未来，让未来也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3.媒介的混杂性重复

混杂性重复是指不同媒介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对同一记忆内容的重复。从一致性的衡量标准来说，讲述主体的复杂性使得混杂性重复不仅是凌乱的和非线性的，而且可能是与记忆本身严重背离的重复。事实上，在媒介混杂性重复的过程中，我们对哪一段记忆可能在媒介中被反复演绎无从知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记忆和它原本的模样到底有多大的差异，混杂性重复激活了一段沉睡的记忆，却也可能混淆了这段记忆。

在大众文化领域中，这种混杂性重复最为典型，小说、影视剧从各种角度对记忆展开重复，“文化记忆在这种环境下失去了固定的轮廓而变得模糊。不是保存，而是更新；不是回忆，而是发明，这逐渐成为文化行为的新要求”^[21]。以影视剧创作为例，香港著名导演徐克从1991年开始以每年一部的节奏，连续拍摄了六部以黄飞鸿为题材的电影，一举将黄飞鸿这位一百多年前广东佛山的街头艺人捧成了国际文化名人。一个历史上默默无闻的黄飞鸿尚且可以如此，那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就更不必说，他们已成为影视剧作品重复演绎的焦点。以近年来流行于华语影坛的武则天题材为例，从1976年开始，该题材被国内影视人在电视剧中重复了36次；从1939年开始，在电影中呈现了5次，这其中的历史价值很难评估，但武则天确实成为中国人记忆中唯一的也是最为传奇的女皇帝。

混杂性重复确实可以赋予那些几近遗忘的记忆以新的活力，让那些鲜为人知的记忆变得耳熟能详。在记忆的传承与延续上，混杂性重复让记忆始终保持“新鲜”，善于接纳和融入新的文化，但记忆的本真也在一次次的重复中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