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选择性的记忆传承

新闻不仅具有普遍的记忆文本和历史记忆价值，而且具有对过往记忆重新激活、整理和建构的功能。过往记忆借助新闻报道被重新激活并以新的形貌进入社会大众的感知空间，使人们回忆或捡拾曾经的历史，并重新建立对历史的认识，而过往记忆也通过媒介报道得到了建构、强化和固化。

何扬鸣在研究《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时指出：“历史记忆的新闻传媒表达，是对多少不一的历史片断进行选择和编排，构成过往的叙事与图像，进而影响人们的历史认知与记忆。也就是说，人们把新闻传媒当作平台、渠道，通过发表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文艺副刊，对关系国家、民族的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作多种建构，共同形成一种历史认识、历史观念，并经由新闻媒体的传播强化该国家、该民族对自身根基历史的记忆，最终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39]杨琴在史态类新闻的研究中也指出：“新闻以其更广泛的历史深度，反思历史，阐释历史，把历史引进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为受众提供某些记忆、思考的影像，提供一种历史的观照，一面人类现实的生存之镜，使我们从中可以理解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40]这些观点都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新闻报道对人类记忆传承的重要价值，尤其指出了新闻报道中对过往记忆的再次呈现对人类记忆的影响与建构作用。与此同时，过往记忆在新闻中的延续与传承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这种选择并不只存在于特定的新闻报道空间，也存在于新闻所建构的社会认知与共识之中。

1.新闻报道中叙事背景的选择

“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的主要作用在于，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文化领域的行动者，即扮演着意义、符号与讯息的生产者或信使的角色。”^[41]新闻媒体每天都在讲述着发生在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信息，不同的新闻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但时间因素却是所有新闻的共同属性，而世界则成了新闻事件和新闻神话演绎的共同舞台。不论新闻报道是否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或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呈现，在新闻叙事的语境下，时间就是一个连续性的情景，这个情景可以被“展望”也可以被“闪回”。这就是说，新闻报道需要选择一个连续的时间作为叙事背景，我们透过作为背景的时间和附着在时间上的意义去审视新闻发生的“这一刻”和“这个世界”，并使“这一刻”及“这个世界”与我们的过去、当下和未来产生联系。

人们一直想要确切获知“我是谁”以及“我身在何处”，新闻报道就是在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每天都在讲述“人和世界的故事：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从哪儿来，未来是什么，人们所尊重的社会关系又是什么”^[42]。在这种情况下，叙事背景的选择就变得尤为重要，它既要在时间上将当下这一刻的新闻标定在一个连续不停的时间轴线上，又要让这个连续的时间轴线符合人们对自身过往记忆的定位。新闻叙事背景的选择是持续的“皮下注射”，一种记忆观念与社会认同在新闻媒介日复一日的信息浸润中逐渐形成。同时，新闻媒介所选择的叙事背景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媒介选择哪一种叙事背景，就意味着当下这一刻的新闻同这一背景下的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产生关联，并得到延续和强化，也意味着它与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下的记忆。

譬如，在经济新闻的报道中我们经常性地被“闪回”到“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媒介选择“改革开放”作为叙事背景往往意味着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变化与取得的诸多成就。如果媒介选择将叙事背景“闪回”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则往往联系着我们今天经济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这显然对应了我们自身的经验记忆。同样地，在国际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中，“9·11”事件常常被选为恐怖主义新闻叙事的背景，用以解释我们今天社会中很多战争与动荡的根源。可见，新闻媒介对叙事背景的选择可以给予受众一个拥有发端、发展、结局的完整故事，而叙事背景又强化和延续了我们对于过往记忆的共识。但是，这种选择是追溯式的，面对当下的新闻事件，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符合受众预期和共识的叙事背景，于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新闻事件被一再地归因于少数获得预期和共识的记忆重合点，并将其赋予了特殊的记忆与历史价值。

2.新闻报道中记忆参照的选择

新闻作为一种叙事，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关于新闻事件的报道或是对于客观事件的描述，新闻从业者对新闻报道的编码应被视为“有意味的个体记忆、认识和顿悟编织在语言和思维的织体中”^[43]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叙事者试图与可能的叙事对象建立对话并形成共识，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采集、加工、编辑、存贮、传播新闻的过程是一个与想象受众和现实受众之间对话的过程，通过新闻的对话交流形成叙事者与叙事对象之间情感的共同体，并达成对社会事件的共识。因此，新闻从业者在采集、加工、编辑、存贮、传播新闻的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如何让受众理解和明白那些发生在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陌生事件。而选择过往记忆作为当下事件的参照就成为最佳途径，只有当这些陌生事件与受众自身的记忆经验产生联系时，事件才变得不再陌生，并成为受众所熟知的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方面，新闻报道中记忆参照往往先从类型与概念开始。新闻从业者首先对新闻事件本身进行归纳和判断，将其定义为某种特定的事件类型或概念。这些类型与概念是在受众记忆库中已经存在的资料。新闻从业者将新的事件与受众头脑中已有的类型与概念联系起来，便于受众理解和接受新的事实。“心理学家将思维模式定义为某一概念或某一类别的一系列特征，思维模式由我们记忆中预先存贮的大量信息组成。”^[44]当该类型与概念被激活后，我们的思维模式会形成一组基本特征。在新闻事件当中的类型与概念，让受众产生对新闻事件最基本的理解和认知，并且通过记忆参照的调用让新闻从业者与受众迅速达成对事件的共识，并进一步强化和丰富受众记忆中已有的类型与概念。

另一方面，新闻报道中往往以受众所熟知的事件作为参照，这些事件也是受众记忆库中已经存在的资料，受众不仅了解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对相关事件已经形成社会共识。当新闻从业者激活这些熟知事件记忆作为参照的时候，受众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原有记忆的语境当中，认为新发生的事实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再次重演，或者是大致相似的同类型事件。因此，新闻从业者通过记忆参照的激活，新近发生的陌生事件与受众的过往记忆产生了联系，消除人们对突发事件与陌生世界的恐惧。同时，记忆中完整的熟悉事件使受众可以对新近陌生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产生一定的预期，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也形成判断，受众甚至通过对过往记忆共识的继承形成对新近陌生事件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通过对记忆参照的调用、想象，与受众形成有效的沟通交流，进而使受众迅速对新闻事件形成某种共识。而这一过程中新旧记忆之间的联系，无疑使得记忆在新闻中被不断地传承和延续。

3.新闻报道对历史纪念的选择

人类的“各种纪念性活动，唤醒了已经淡化了记忆的人们，也震撼了对这段历史很抽象的新生代”^[45]。“纪念的本义是指用事物或行为对人或事表示怀念，而纪念性新闻就是指以纪念某一特殊日子为新闻由头，对历史事件或重要任务进行追溯式、史料式报道的新闻。”^[46]在历史纪念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填补了事件发生与相关仪式间的空白”^[47]，在这期间新闻为人们保存了更多的历史记忆，也让历史记忆在新闻文本和当下社会中获得传承与延续。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可供纪念的素材不在少数，而且不同国家、民族都会有其不同的历史性时刻值得代代相传、不断铭记。因此，纪念本身就是一种对过往记忆选择后的传承与延续。而纪念性新闻不仅是有选择性地激活过往记忆，更是一种对如何激活记忆的精心策划。历史纪念性的新闻题材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突发性，每年在固定的重要时点纪念新闻就可以展开报道，且纪念新闻以一年或固定时间段为间隔，新闻媒体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新闻报道准备与规划。这也就是说，新闻中对历史记忆的激活是目的性明确的选择与策划。历史纪念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非个体的社会组织活动，对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组织团体具有重要的凝聚意义与存在意义，而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的运行都对纪念活动产生调控作用，影响和改变着社会中每个人的意识与观念。

历史纪念仪式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象征性集体文本来解读，而新闻与历史纪念仪式不尽相同。历史纪念仪式是需要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操演，在长期的重复的过程中，价值和意义被赋予了精心设计的固化的动作语言形式和秩序，操演者通过纪念仪式的不断重复来传播社会记忆。新闻对历史的纪念同样不能脱离历史事实而单独存在，需要在时间上与历史相吻合，在空间上新闻则不一定是纪念仪式的补充和解说。新闻可以选择激活那些缺乏仪式的历史纪念，也不必有任何的固定操演。新闻媒介对记忆的激活可以仅仅是为了符合或满足当下社会环境的需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传统，但每一次新闻对于历史纪念的呈现都是当下的和创新的，即便是相同的历史故事，新闻从业者也会重新编制符码，从时代的需求出发，从当代人的视角书写和解读过往的记忆。于此，记忆是一种被运用的手段，而媒介则是记忆施展威力的平台。新闻媒介通过历史纪念的报道对过往记忆展开回顾与反思，强化受众记忆中已有的共识，并且通过新闻对记忆的复述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

新闻媒介作为选择性的记忆载体，历来具有一种简单化、模糊化、遮蔽和定势的倾向或特点，并且影响媒介新的记忆生产和受众记忆的激活、援引和调用。泽利泽（Zelizer）认为，新闻媒介追求的受众规模越大、越庞杂，新闻实践中蕴含的记忆就越倾向于简单化和模糊化。西方媒介在报道非西方世界时，倾向于将最小化的地方记忆包括重大国际事件带入西方人熟悉的记忆语境，以带入的记忆框架替换原初事件，最后将之移植、应用到其他非西方的情境中。在上述每一个阶段，西方媒介都能将自己的记忆阐释加诸地方经验，最终导致非西方的地方记忆被覆盖和吞噬，而西方记忆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甚至成为定势，并转变为持久的“新闻聚像”。^[48]因此，“只有透过跨国和跨文化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及民族文化等因素对于新闻记忆生产与消费所产生的影响”^[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