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人类的精神特权，也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当卢米埃尓兄弟把他们制作的影片《火车进站》《工厂的大门》《水浇园丁》《渔船出港》在巴黎的卡普辛路十四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放映的时候，电影采用的还只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机械复制，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珍贵记忆。当时的人们还并不熟悉如何在电影摄像机前表演，电影的制作人也并不熟悉如何通过摄像、剪辑等来完成叙事，但这只是电影初期的短暂时刻。
通过技术的发展和熟练运用，电影很快形成了记忆生活的一整套的语言符号系统。在这套系统中，图像、话语、音响、音乐和文字等符号交织其中，电影的制作者与观众都了解并熟悉这样的表述，他们共享这套语言系统并借助它形成共同的媒介感知与记忆。
电影是“采用半自动机械复制的媒介，它记录的是光波和声波的运动。从美学角度来说，电影实际上是通过光波与声波捕捉生活空间中的时间的真实性。它表现的是时间流动的美，时间在空间中流动的美。电影是创造运动幻觉的记忆，它创造的是现实的幻觉，但不是现实本身”[63]。时间在空间中流淌，空间在时间中定格。电影在表现时间流动美的过程中记忆生命的真实，拷问生活的意义，思考人生的价值。电影本质上就是光波与声波的特技处理，它创造出人们原本不可能拥有甚至超出人们想象的媒介体验，形成超现实的记忆感知。同时，电影又是一种艺术创作，它模拟和重现电影制作人想象中的现实世界，并以具体形象呈现给观众，这种形象再以其抽象的艺术之美来感染观众。最终，电影所呈现出的想象世界成为人们记忆的组成部分，它们或被人们视为虚幻的影像，或被视为真实的剪影。
1.电影记忆的多重属性
电影本身具有艺术、商业、文化、社会等多重属性。从艺术角度来说，电影是关于镜头的美学，摄影机上光学透镜所折射出的世界既依托于技术设备，也是电影艺术语言的融合。“机位、画框、景别、角度、聚焦、运动、构图等等。此外，还包括照明、色彩和场面调度。电影制作者在将上述语言材料和元素组合在一起时，经常使用蒙太奇、长镜头和意识流等表现手段，从不同的方面增强电影的艺术表现力。”[64]从商业角度来说，电影是赚钱的产业，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和爱迪生都无一例外地将电影技术视为一种可供谋利的工具。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繁荣所代表的更是西方商业电影的成功，电影产业的规模化和标准化带来了电影行业的持续与健康发展。高利润、高投入与高风险的并存，也意味着电影产业中需要更多商业手段与资本手段的综合运用。从文化角度来说，电影产业一般属于文化产业，电影本身也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它所创造出的是适于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它所满足的也往往是受众对娱乐的基本需求，附带的是人们思想和观念的影像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这可能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也可能是激活与传承。而“电影对于政治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题材和主题等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电影的技巧运用上。譬如，蒙太奇手法在‘文革’样板戏中发挥到极致，敌远我近（景别）、敌暗我明（灯光）、敌小我大（人物造型）、敌俯我仰（镜头），以及我强敌弱、我美敌丑、我正敌侧等表现手法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电影作为政治附庸、意识形态工具的突出表现”[65]。
总之，“我们所看到的银幕上的活动图像是一种媒介、一种再现，其中的每一个影像或一系列影像是人们为了某种特定的经济或文化目的而制作的，而且它们也是按照特定方式被人们解读的。它们代表文化，但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66]。电影中所留存的记忆也是多重社会因素综合的结果，它既没有保存现实社会的完整性，也没有实现客观现实与被摄影像的同一性，而这应是我们看待电影记忆的基点。
2.电影记忆中的历史想象
传播即存在，记忆即历史。历史记忆的重现与传承是电影中惯用的手法，电影以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将人们直接拉回到那个在记忆中已经模糊甚至已经被遗忘的年代，并赋予人们新的感知与体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史诗性的电影作品”，“在中外文学史、戏剧史、电影史上取材于历史生活的作品不计其数，但真正可以被称之史诗的作品，为数甚少”。[67]史诗性题材本身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性题材，它植根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又往往集中在历史转折与演变的关键时刻，这种极度的重要性使得史诗成为人们世代传诵的经典。
史诗性电影作品所关注的往往是人类历史中的战争与浩劫。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既充满了死亡的悲剧性色彩，也有勇敢与坚强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有关生离死别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其实，电影银幕中对于宏大史诗的叙述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和诠释。《特洛伊》《耶稣受难记》等西方古典神话和中世纪历史文献中的故事在银幕上被还原，电影制作人只能根据史料的文字展开想象与创作，编织出那些恢宏大气的画面，甚至虚构、杜撰出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由于“当代相对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并没有亲历过战争，他们所有对战争的想象基本上来自于各种各样的‘阅读记忆’而非‘现实记忆’，尤其是从小开始的‘红色教育’，其中包括各种书面读物、口头传授，当然还有电影。电影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影响力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并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和人生”[68]。电影制作者对于战争的宏大想象是战场上的千军万马，是两军对阵的万炮齐鸣，转而留给观众的就是“深刻的审美震撼，史诗电影脱离不开宏大场景的衬托，需要震撼人心的音响效果，更需要奢华的数字特技支撑。电影自身和电影相伴的舞台演出产生了电影的视觉奇观”[69]。因此，电影记忆对历史的传承显而易见地充满着电影制作者的主观认知和对历史的二次加工。同时，电影记忆中包含的历史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并非原本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真实，是电影通过虚拟想象和自身语言艺术地再现与还原的历史真实，当然也表达了对历史的缅怀与崇敬。
3.电影记忆中的历史超越
虽然电影只有120年左右的历史，但它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电影是进行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的最佳手段，也是总结历史和超越历史的最佳媒介。譬如，以二战为题材的影片，经常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在银幕当中，一些著名战役一再被电影公司重复拍摄。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1970年拍摄了偷袭珍珠港题材的电影《虎！虎！虎！》，30年后，美国试金石电影公司再次以该事件为题材拍摄了战争爱情电影《珍珠港》。以诺曼底登陆为题材，1962年有电影《最长的一天》，1998年有《拯救大兵瑞恩》，2001年有《兄弟连》。南京大屠杀题材更是被国内外电影人反复拍摄，至今已有十余部电影。电影不是简单地记录和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而是以一种艺术形式重现和超越历史，给人以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受。
在电影中反复演绎的历史事件往往也是人类、国家或民族在特殊历史时刻发生的重大事件，其在人们的记忆中原本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电影媒介一方面利用观众所熟悉的记忆，在短暂的电影时间中营造共识、凝聚共鸣；另一方面，“电影创作者在搜集、整理和阅读史料的基础上，以新的思考在银幕上一次次地重现那段历史，以此表达对于一段历史和一段传统的敬意，当然也毋庸置疑地进行了超越”[70]。超越是对历史记忆的深化，更是对历史叙事的创新。
“媒介记忆总是同具体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重现当下，也不论是为过去‘昭雪’还是为过去自豪，都基于一定的事实。”[71]事实既是电影记忆的生命，也是历史记忆的根本。电影记忆对历史记忆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电影制作者对历史和前人作品的超越必然是以影视技术与呈现效果的提升为首要考量。技术是不断发展和推进的过程，摄影设备的更新使电影的画质不断提高，声音效果更为逼真、震撼，数字技术与电脑合成技术又帮助电影人创造出不可思议的特技效果，那些原本需要一个一个镜头采集的画面可以通过电脑制作出来，且效果完美得无可挑剔。其次，后来者的超越还体现在电影的叙事角度和技巧上。电影制作并不追求标新立异，但也不会墨守成规，而必然会选择不同的角度和技巧讲述各不相同的剧情。最后，后来者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和呈现具有自主性与后发优势。他们可以将历史事件放置于漫长的时间维度上去审视其意义与价值，甚至可以将历史事件纳入更宏大的视野去衡量其功过得失。因此，电影中对历史记忆的每一次回溯都是一次深刻而全面的反思与提升，人们总是可以在电影的历史传承中发现和汲取新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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