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记忆的“干扰说”

“干扰说”（interference）是心理学家认定的主要记忆障碍。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产生遗忘不是因为记忆存贮失败，而是因为其他信息妨碍了他们想要记住的东西”^[5]。心理学家又将干扰分为两种类型，即前摄干扰（proactive interference）和后摄干扰（retroactive interference）。前摄干扰是指我们之前所掌握的旧有的信息材料对新的信息的进入形成干扰，后摄干扰则是指新进入的材料对旧有信息形成干扰。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与接收的过程中，新旧信息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不是旧信息对新信息的扰动和抵抗，就是新信息对旧信息的压制和覆盖，最终会导致个体记忆的失败。同时，心理学家还发现，情绪、压力和健康等因素也会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注意力，并最终形成对记忆的干扰。

相对于个体记忆而言，媒介记忆的干扰因素显然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首先，媒介记忆不能被想象成为单一个体记忆的简单放大；其次，媒介的记忆机制也更为复杂化和多样化。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心理学家对个体记忆干扰的划分方式，将媒介记忆的干扰因素分为传统性干扰和现代性干扰，我们也可以根据媒介记忆干扰的具体现象和实际将媒介记忆的干扰因素分为自在性干扰和外在性干扰。

1.传统性干扰

这是指那些历经时间传承和积累的固有的世界观、价值观或风俗、习惯、禁忌等对媒介记忆所形成的选择性取向的障碍。这种障碍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以至于人们不愿去担负打破传统所可能招致的恶果，或是人们更愿意选择习惯性遵从或顺从。譬如，在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媒体就要开始有选择性地“闭嘴”，此刻显然不是灾难性事件报道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刻需要的是营造出一种安定祥和的节日气氛，一切矛盾和冲突要被选择性地暂时忽视。伊维塔·泽鲁巴维尔也举例说：“特定的社会习俗让我们去关注女人的胸部，而忽视她们的耳朵，以及特定的社会传统会让我们对战时的妇女、儿童和平民的伤亡的关注超过其他人，并且会影响我们会把何种问题视为社会问题的看法。而这种关注方式，往往作为我们社会化的一部分。”^[6]

2.现代性干扰

这是指那些并非来自于传统的干扰，它包括新近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范，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与禁忌，等等。这些媒介记忆障碍往往同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相关，或与当下社会的结构特点有着紧密联系，以至于一旦触碰这些禁忌就可能立即招致打击和报复，使社会个体不得不去遵从这些规则。譬如，即便是在开放社会中，在未经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对军事和涉密单位进行披露也是不被允许的。在战争期间，某些关于战争的残酷性与非正义性的报道被认为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甚至是非爱国的行为，因而必须严格限制和约束此类报道行为。“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两周，五角大楼就公布了一系列限制条令：限制自主采访服役人员，没有经过申请批准，不能采访战地军队，不能录下或拍下士兵‘痛苦或惶恐的表情’。”^[7]这些非传统的限制性措施严重干扰了媒介正常的记忆活动。

3.自在性干扰

所有的媒介记忆都会受到受众个体的情绪、兴趣、爱好的干扰，这种干扰就如同个体记忆中的情绪、压力、健康等主客观因素一样。个体记忆都有一种特定的主观倾向或客观状态，我们喜欢记住那些迎合我们心意的东西，而淡忘或忽视那些不顺心的内容，因而只要与我们的喜好、兴趣相冲突，抑或是我们的状态不佳，我们的注意力都会出现分散，记忆的过程和最终结果也都会受到干扰。

虽然媒介始终将受众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但受众是模糊的、分散的，他们意见的表达也是滞后的。因此，媒介记忆在很大程度上被传播者的主观意愿所决定，能激起传播者兴趣的信息会得到关注，反之则被无情忽视。而媒介组织内部的运行机制、运行效率等自身因素也直接影响媒介记忆的最终效果。

4.外在性干扰

外在性干扰首先是一种来自外面的专制性、强制性的“言禁”。“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禁奸不仅要禁止奸邪的行为，还要禁止奸邪的言论甚至思想。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文字狱”（始于南北朝，以明、清施行最多。据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十多起较大的“文字狱”，牵连人数之多可想而知）等。其次是筛选性、拒绝性的记忆。乾隆皇帝就是通过编修《四库全书》消灭“不安全”文字，清除相关文化记忆。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第三是一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式的冷漠性的“媒介不记忆”或“媒介失声”。即无论发生的事件多么宏大，涉及的人物有多显赫，只要其有损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皆不给予报道和记载；一些有害的、可疑的、不正确的言论及相关书籍也被限制发表或出版。第四是一种扭曲、篡改、加工性的媒介记忆，既包括吹捧、粉饰、拔高性的历史记忆，也包括批判、贬低、压制性的媒介内容。第五是一种健忘、淡忘、失忆性的媒介记忆。事实上，媒介记忆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历史记忆遭到压制、扭曲甚至篡改；而在西方民主国家，历史记忆则受到冷落，被漠视和遗忘。同样，面对新闻记忆，东方国家的媒体几乎成了官方意见的宣传工具，而西方国家的媒体则是震撼性、感官性、刺激性新闻的生产机器，它们狂热追求商业利益，“从而把历史延续性的记忆理念彻底抛诸脑后”。“当前的大众媒体制度割断了与过去历史的联系，从而把今天绝对化了。大众媒体使得人们的回忆意识悄悄地变成了不断地生产与消费新闻和不断地消费人为编造的‘历史’。”^[8]

因此，不论是前摄干扰、后摄干扰还是传统性干扰、现代性干扰，也不论是内在性干扰还是外在性干扰，它们在媒介记忆的过程中不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若不对其加以科学、合理的制约和管控，那么受到伤害的就是真相和真理，我们将既看不到历史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原生状貌，也看不到思想发展、社会进步的真实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