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缺失导致悲剧

“人的记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关于过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定位；如果缺乏足够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辨识方向和积极行动的能力。”^[46]中国人有敬畏历史的传统，这种传统与源远流长的文明互为因果，构建了一个厚重的中国。唐太宗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新唐书·魏徵》）历史记忆的保存、复制、传播与重温、镜鉴，可以明得失、知兴替，避免被眼前乱象迷惑，重蹈历史覆辙。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2008）一书中讲述了曾经在复活节岛上发生的历史事件。从公元1200年前后开始，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们出于某种宗教上的原因开始雕刻石像、砍伐森林，于公元1500年左右达到巅峰。到了17世纪的时候森林被砍伐殆尽，土壤也贫瘠化，接踵而来的是贫穷加剧和疾病流行，复活节岛文化毁于一旦。^[47]复活节岛文化的最终消亡使得历代学者时常发问：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生存危机的历史记忆为何不起作用？岛民对危机发生前的各种征兆为何没有警觉？为何没人敢站出来制止悲剧的发生？人类传播的告知和预警功能是如何失灵的？

今天，作为人类社会神经系统的大众媒介，当社会肌体出现病症甚至发生病变时，是及时地给世人以告知和警示，还是像复活节岛上的传播系统一样麻痹大意、“集体失声”？

灾难的来临没有预告，它会“选择不同的日子，敲开每一扇门”。“灾难不是仇人所为，受害者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它们隐身于诸如全球化、市场竞争、金融体系和食品安全等光怪陆离的名目之下”^[48]，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任何不起眼的事件都可能成为引发灾难的导火索。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海啸，就是让全世界大跌眼镜的“复活节岛事件”。当时，正当中国的老百姓还沉浸在中秋节的欢乐之中，美国雷曼兄弟、美林证券、AIG三大金融机构的形势急转直下，命运危在旦夕，频频呼救，一场潜伏已久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工业萎缩、企业倒闭、员工下岗、民工提前返乡、大学生就业难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各国政府焦头烂额。

从事件的表面来看，金融危机来得突然、波及甚广、影响深远，但是这场金融危机的降临却是早已存在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长期累积的总爆发。美国金融界很多人将美联储的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视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正是当年格林斯潘所执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以及次贷危机的爆发。美联储在2001年为了阻止互联网泡沫经济的破灭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降息太多，随后的加息步骤又太过缓慢。低利率刺激了抵押贷款和过度消费，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急剧膨胀。^[49]同时，美联储监管太过松懈。央行降低了抵押贷款的标准，导致银行信用状况不佳的贷款者以极低的利息得到贷款以购买房屋，而在房屋泡沫破灭时，许多人因为最终无法偿还贷款而宣告破产，问题由此产生。对此，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就职演说中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我们都深知，我们身处危机之中。我们的国家在战斗，对手是影响深远的暴力和憎恨；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削弱，原因虽有一些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决策失误，同时也未能做好应对新时代的准备。”^[50]

从社会视角来解读，本来代表社会富裕和稳定阶层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也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的危机与商机》（2007）一书中直指目前日本乃至全球普遍的发展趋势，即曾经推进社会经济强劲发展的中产阶级，其中大部分正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并认为，这将直接导致各国从倒U型社会转变为M型社会。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2008）一书中也提到美国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的“镀金时代”开始就呈现出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51]这样的趋势直接导致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阶层的中产阶层和社会精英也趋于“泡沫化”和“平民化”，使约八成人的生活处于中下水平。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双峰结构：收入高的一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的两端，并且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其中大部分人（中产阶层）则成为中下层阶级，呈现出M型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

一方面，当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开始转为中下层阶级，当原本繁华的中产阶层消费市场渐渐消失甚至不存在，并且无力偿还大额消费品或新奢华商品等类似于“郊外购房”或“租房子＋周末度假小屋”、汽车及家电等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时，“金融食物链”开始断裂，原本蓬勃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即将面临衰退。面对全球中低阶层时代和“高负担时代”的到来，中产阶级住房消费能力萎缩，面对即将而来的衰退，房地产商和银行家们选择的不是去思考一种长效性的改革机制，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次级贷款这种“治标不治本”、置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于不顾的方式，试图在整个社会经济衰退前转嫁危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加之政府“打地鼠式”的改革、官商勾结、充满矛盾的“疯牛病对策”，这些共同构成了金融海啸产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世界正发生巨变，媒介记忆的历史即将重新书写。毁灭的力量并非来自超级火山，而是“无边界”的传播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肯·多科特（Ken Doctor）写道：“在过去的10年中，与2001年顶峰时期的56400个职位相比，美国的报社提供的职位减少了大约10000个”，“报纸版面严重缩水，大约100种美国日报已经不再每天发行，许多新闻事件没有被报道出来，正是记者人数的减少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出现。于是，我们读到的新闻减少了。但是到底减少了多少呢？这没法准确计算，但是有一些现象能告诉我们这一事实。在过去5年中，美国的报社削减了40%的新闻用纸量，其中一半是广告，一半是新闻。因此，20%的员工数量减少恰好与20%新闻报道的减少相对应”^[52]。在中国，报纸杂志的倒闭潮也已经出现，广播电视行业的经营也出现严重问题，传统媒介的新闻生产大幅缩水，媒介经营的环境日益恶化，整个传统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正面临危机，媒介记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金融危机并不是一个毫无征兆的短期的突发性事件。在金融界人士的眼里，这场风暴至少已经酝酿了八年；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这场危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埋下伏笔；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悲剧再度发生并非历史记忆出现问题，而是人们根本无视它；在传播学者看来，金融危机来临并非毫无征兆，而是新闻媒体麻痹，告知功能失灵，新闻生产缩水，新闻记忆不起作用，才导致西方新闻媒体集体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