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对于人类的价值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发明创造,书籍本身存贮着人类的智慧与创造,并使其成为人类一切发明创造的源泉,它是知识的积累与延续,也是知识的交流与丰富。因此,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创造书籍,我们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保存书籍?而一旦当我们失去书籍,我们又会失去些什么?这是书籍的社会价值问题,是一个关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1.书籍是社会记忆的存贮装置
纵观书籍发明的历史,人类不断改进书籍的质地、不断改进书籍的生产方式,就是为了更便于信息的存贮和传播,“书籍与其他人类发明有着不同的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书籍能够保存社会记忆、传递人类知识”[5]。恰如美国图书馆学家巴特勒所说:“所谓图书,是保存人类的记忆的一种社会装置,图书馆是为把它移入活着的个人的意识的一种社会机构。”[6]在对书籍记忆功能的认识中,每一本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记忆中的特定片段,它们可能涉及民族起源、信仰沿袭、思想源流、风俗传统、政治变迁、经济发展乃至个人的生活经历等。书籍中的社会记忆所共同构成的就是一个多棱镜般的社会、一个关于社会的综合形象,而人们可以透过书籍去寻找过往的记忆,透过这些记忆去建构一个近乎完整的对自身历史与过去的想象,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现代社会的认知与判断。因此,我们很难对单本(套)书做价值上的判断,每本书所存贮的记忆都是相对独立且独具价值的,而书籍所承载的记忆的价值对人类而言,更多的呈现为一个整体。
人类历史上,书籍遭受过很多次浩劫,如亚历山大图书馆几次被烧毁,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等。当属于一个时代的书籍基本被焚毁时,它所导致的是一个时代文明的记忆在历史上的消失。而文明记忆的消失将使人们对于自身历史的追忆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也给后来者歪曲和杜撰历史者以可乘之机。因此,我们将书籍作为“一个囤积之物,对记忆的记忆,而图书馆便成为人类囤积记忆的最大载体,甚至成为人类记忆的一个象征物”[7]。
2.书籍是人类知识的传递工具
对人类社会而言,书籍使我们的“知识得以传递、积累,并且呈几何级数增长,最终使人走出了动物界踏上了文明之旅。原始社会,人类知识主要由口耳相传方式来传递,记忆方式是大脑记忆。这种传递与记忆方式有时空的局限性及不稳定性。文字发明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人类知识可物化、外观于某种物质上(如泥版、纸莎草、竹简等),这不仅使知识在传递上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同时也开辟了知识的‘脑外记忆’这一新途径,文字、书籍的产生使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快车道”[8]。
对读者而言,书籍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路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积累认知世界的直接经验,但我们不可能拥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去亲自接触那些我们欲知而未知的世界,我们只能依赖书籍给我们带来的间接经验。书籍“为我们观察、体验世界提供了诸多生动案例,帮助我们将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经验储存在记忆中,并在适当的时候促使我们行动”[9]。因此,书籍诞生之后人们感知世界的途径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一个人大脑中的思想与记忆可以通过书籍转移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作者的一切情感、认知与意识可以通过书籍向更广泛的人群流动和扩散。
对作者而言,任何作品的创作都是需要动机的,写作本身是一个意识与行动相结合的过程,所以一切作品的创作都不可能是无意识的巧合。“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中总结出作家写作的四种普遍动机:第一:出于纯粹的‘利己主义’,希望自己能被他人谈论、记住;第二,出于审美的激情,乐于声与义的美妙结合;第三,出于历史冲动,渴望揭示事情的本来面目,留给后代以真相;第四,出于政治目的,渴望推动世界朝某个方向发展。”[10]书籍的作者并不仅仅将知识注入其中,更将自己的思维和意识传递给读者,而在书籍知识传递的过程中人们甚至根本无法区分或感受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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