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广为人知且影响至今，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关于社会记忆的革命性观点。托夫勒说：第一次浪潮发生“在原始社会，人类被迫把他们储存的共有记忆和个人记忆放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储存在个人的头脑中。部落的长者、圣人以及其他人，以历史、神话、口头传说、传奇等形式，把记忆保存下来，并用语言、歌咏、颂歌等形式传给他们的子孙。第二次浪潮文化冲破记忆的障碍。它传播了群体文化，保存了系统的记录，建造了上千个图书馆和博物馆，发明了档案馆。一句话，它把社会记忆扩展到了人们大脑之外，找到了新的存贮方法，这样就冲破了原来的局限。第三次浪潮中的信息革命之所以称为历史性的大事，不仅是它极度地扩大了社会记忆，并且还把它起死回生。因为计算机能处理它储存的数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社会记忆变得既丰富又活泼”。[4]可见，托夫勒将人类发展史中的语言、书写以及信息作为事关人类记忆的三次重要革命。
邵培仁教授曾提出“五次传播革命说”。他说：“语言的产生是人类第一次传播革命的直接推动力；文字的发明则将人类带入了书写传播的时代，引导人类由‘野蛮时代’迈入了‘文明时代’；印刷术则使人类的传播真正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大众传播时代；以广播电视为主体的电讯传播则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挣脱了传播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束缚；而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主体的互动传播不仅调动了个体的参与性，更是将各个传播机构汇聚成为一个松散的超级信息传播系统。”[5]
从两种划分的区别来看，托夫勒的“三次记忆革命”划分侧重于记忆的存贮所带来的变化；而邵培仁的“五次传播革命”划分主要是从媒介的变革所引起的信息传播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和扩展。由于是从社会记忆的路径出发，托夫勒理所当然地没有提及印刷传播的革命与电讯传播的革命，因为它们本身并不产生任何新的记忆存贮介质。但需要指出的是，托夫勒既然是从社会记忆的角度进行分析，那么记忆就不仅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和社会的；不仅是可以存贮的，也是可以传播的和分享的。因此，从记忆分享的角度来讲，人类传播技术革命显然是不容忽视的，本书提出“人类记忆4.0”与“四次记忆革命”的概念，并搭建了“人类记忆金字塔模型”（见图10-1），这应该是科学的和更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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