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那湫是千年不败的祭祀圣地

叶长青

朝那湫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大山深处，是清水河与泾河的分水岭，也是中原历代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分界线，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关于朝那湫的神话传说，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多以天地一体的混沌时代为背景，以人类始祖开天辟地为内容，赋予人们以超越自然的威力，如伏羲与女娲的传说就是指人类征服宇宙，奋力拼搏，创造生机勃发新世界的艰难历程。

《春秋世谱》中有“华胥生男名伏羲，生女名女娲”的记载。之所以华胥氏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按照古籍文献中“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的推理，雷泽中的大人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神，雷声是龙神的发音，闪电是龙神的形状。因此，伏羲、女娲就是龙神的儿女，龙的儿女自然生得龙（蛇）身人面，龙身当然要居住在有水的地方，只有朝那湫“停不流，冬夏不增不减”的恒定水源，才是最佳的“龙之所处”之地。另据专家考证，华胥是远古时代生活在西北黄河流域最早的母系氏族部落，后人称为华胥古国，女首领华胥氏就是炎帝和黄帝的远祖，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在距今约八千多年前，华胥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带领部族不停地迁徙游牧，足迹遍及黄河流域，华胥氏和子女伏羲、女娲及其后裔，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华胥文化。正如《拾遗记》中所说：“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学者顾实先生在《华夏考源》中说：“胥、雅、夏等古字相通，华胥就是华夏。”可见华胥文化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源头。《列子》中有一则黄帝梦游华胥古国的传说，透露了更多的关于华胥母系部落的一些社会基本情况。传说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已，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表明了在母系氏族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部落成员之间人人平等，没有私人占有等情况。黄帝在吸收华胥国的一些治国经验后，经过28年的治理，达到了天下大治。这个传说与当地流传的黄帝问道于广成子颇有相近之处。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西至于空同、登鸡头山。”说明黄帝确实到过今六盘山一带，莅临华胥部落的考察与交流并不是传说，而是事实。千百年来，历代帝王对朝那湫的祭祀经久不衰，就是出于人们对“人文始祖”的崇拜和信赖。远在秦以前的商朝，朝那湫就有了祭祀的传说，相传商朝大戊时有位贤者叫彭咸，也称巫咸，是朝中大夫，辅佐商王大戊，整饬政务，治国有绩，使商朝一度中兴。但后来因为屡谏君王无效，带着遗憾投水而死，商王大戊追悔莫及，封彭咸为朝那水神，永享祭祀。后世许多文人骚客将其作为崇拜的对象予以颂扬，其中就有屈原。屈原以彭咸为榜样，在《离骚》《抽思》《思美人》《悲回风》中不止一次提到对于彭咸的追慕，还发出了“楚国没有明君，绝少贤人，谁也不理解我，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我又何必要苦苦地怀念故都，怀念宫廷，怀念君王？我报国无门，去国不忍，只有以身殉国，追随彭咸而了此一生”的感慨。

自春秋战国至秦朝，朝那湫属于秦的范围，历代秦王利用其得天独厚的祭祀条件，“近水楼台先得月”，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获益匪浅。当刘邦奠都关中，建立起西汉王朝时，他面临的是艰难的文化选择，既“废秦苛法”而“约法三章”，又继承秦制，祭祀文化基本沿袭秦的祭祀制度。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老上单于以14万骑兵入侵汉西北边郡，破萧关、掠朝那，驻守朝那的北地郡都尉孙卬奋起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而捐躯疆场。匈奴沿茹河往东掳掠大量人口和畜产，直至今镇原以东，前锋轻骑已至今陕西旬邑和凤翔境内，严重威胁京师长安（今西安市），朝野震动。汉文帝先后部署30万大军于长安附近，以保障京师的安全，因当时汉朝还坚持和亲政策，并没有组织有效地反击，使匈奴抢掠月余后自行退出边境。这次匈奴入侵，使朝那境内蒙受重大损失，在匈奴退去之后，也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充实人口，发展农业，在经济上起过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汉文帝认清了与匈奴和亲政策的惨痛失败，以及对在朝那抗击匈奴阵亡将士的钦佩，谥封孙卬为“盖国大王”，建祠于朝那湫致祭，封其子孙单为瓶侯，世代袭爵。孙卬首抗匈奴捐躯疆场，迎合了汉文帝憎恶和亲政策的心理，所以亲到朝那之地对孙卬大加封赠，由此对朝那湫的祭祀规模和等次再次提升。据清代乾隆《泾州志》记载：“汉初北地都尉孙卬，以兵不满千，竟抗十万匈奴兵，不胜而死，后封为朝那盖国大王，即后世朝那祠祭祀的朝那大夫”。到汉武帝初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结束了文化选择的过程而确定了汉文化，但对“人文始祖”及先贤的祭祀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对朝那湫的祭祀更是有增无减。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尤敬鬼神之事”，凭借“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不断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方式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术的政治方式，很快形成了西汉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于元鼎三年（前114）在今固原设立安定郡后，曾6次祭祀朝那湫盖国大王，以激励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对匈奴作战并取得胜利，巩固了西北疆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跟随汉武帝北巡，在《史记》中详记了北巡的路线及沿途的风土人情。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记载，秦汉都把朝那湫与黄河、汉水、长江并列为华以西四大川，而且名列于江水之前。而且《汉书·地理志》在安定朝那条下记：“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可见朝那湫之神威灵显赫在秦汉时曾有过十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史学家班彪为避难凉州，“吊尉卬于朝那，指安定以为期”，在《北征赋》中记述了到朝那湫凭吊孙卬，以抒发遭逢乱世的感慨。东汉建武八年（32），光武帝刘秀至高平第一城（今固原市）会河西窦融等五太守，祭祀朝那湫，重开丝绸之路。东汉后期，由于政治黑暗导致了三次羌汉战争，郡县内迁，百姓流离，永建五年（130）顺帝刘保巡视迁回旧地的西北郡县，祭祀了久违的朝那湫，慰问了戍边的将士。三国时魏人苏林记述朝那湫“在安定朝那县，方圆四十里，冬夏不增不减，不生草木，旱时则祠之，以壶浥水，置之所在则雨，雨不止，反水于泉，俗以为恒。”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于元和九年（813）成书，记载朝那湫“今周七里，盖近代减耗。”唐末五代之际，原州所属平高、百泉、平凉三县陷于吐蕃，朝那湫之境成为吐蕃散帐的游牧地，官方祭祀告一段落，但民间祭祀并未中断。到了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泾原路经略安抚使蔡挺于朝那湫附近发现《诅楚文》，一时间地方官吏及民间对朝那湫的祭祀再度兴起。金代末年，蒙古军队南下，兵尘荡起，祠内无人居住，当地吏民每当天旱年份，诚敬祈祷，颇有灵验。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因地震使殿宇湮灭，祭祀荒疏。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由当地人佛玉宝等人首倡，重新修葺庙宇，绘神塑像，俱尽其美。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开成州知州朵儿只躬率僚属到朝那湫祈雨，未及回转州衙即大雨滂沱，连降三日。据元代学政李诚撰《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记载：“开成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湫东冈阜上直祠设像，神曰盖国大王。”说明元代朝那湫仍然香火繁盛，信士络绎。明朝时期，朝那湫庙宇犹存，官民多有致祭。据《明一统志》记：“朝那湫在固原州东十五里，战国时秦人诅楚于此湫、汉祠。至今岁旱，土人祷雨于此。”万历《固原州志》记：“在州东南四十里，广五里、阔一里，东岸有庙。”钱玷曰：“朝那湫祠在固原州东十五里，秦人诅楚，投文于此湫。”明末天启二年（1622），固原州发生特大地震，朝那湫东侧山体滑坡，湫水泄漏，庙宇坍塌，唯余瓦砾。清朝至民国时期，当地人又在南北两山的端旬祠旧址上修有龙王庙数处，祷雨祈福。1920年海原大地震时朝那湫的龙王庙再遭毁灭，灾后民国政府迁移民众在朝那湫周边安家落户，祭祀活动彻底荒废。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年，固原县水电局与古城公社组织在此修建水库，使走漏的湫水重新积聚，逐渐恢复了昔日的神秘和生机。2007年，彭阳县史志工作者在朝那湫祠的废墟里发现一块对朝那湫记载的残碑，证实了朝那湫的具体位置。

朝那湫，远古时代曾称之为“湫渊”“雷泽”，是“龙之所处”之地，有伏羲降生的传说。春秋战国时秦国的王者在这里大兴祭祀、祈福诅敌，历代朝廷在这里祭祀湫神，官绅百姓在这里祈求风雨，文人墨客在这里凭吊山水，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有尚待开发的广大空间。如今的朝那湫湖光山色非常美丽，每当气候宜人的夏季，湫水潋滟，清澈鉴人，静则纹丝不动，动则微波粼粼，幽雅恬静至极；而或朝晖夕映，神秘顿生，真可谓“万树仙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朝那湫将从古代沧桑里不断释放淑光灵气，为宁夏的旅游文化产业开发提供悠长而真实的人文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