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是宁夏彭阳人考证

袁伯诚

【摘要】史书称皇甫谧为“安定朝那”人，“安定朝那”究竟为何地，安定朝那的内徙和缩小及汉与羌人发生的战争是否能证明皇甫望族也“彻底内徙”？朝那鼎的出土意味着什么，皇甫谧墓、皇甫书室等遗迹能说明什么？本文旁征博引，就此问题予以阐述。

《光明日报》2006年3月11日以专版“弘扬皇甫谧历史文化，打造皇甫谧文化品牌”的通栏标题，刊出中共平凉市委、平凉市人民政府的《打造皇甫谧文化品牌，建设平凉文化名市》，中共灵台县委书记毛文平、灵台县县长苏克俭的《传承源远流长的“皇甫文化”》，兰州大学文化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斗城的《皇甫谧籍贯之考证》等三篇文章。前两篇是“文化广告”，不必当一回事去推敲，而杜斗城教授的文章的确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是学术而不是广告。杜文持皇甫谧籍贯甘肃平凉灵台说，其主要观点是“皇甫氏为‘安定朝那人’的‘安定朝那’应指内徙之后的安定朝那，内徙之后的朝那，应在今甘肃灵台。”（以下引文不注出处均为杜文）为支撑这一结论，杜教授提出三个方面的理由：其一，东汉安定郡辖县比西汉安定郡的范围大大缩小了，竟减去13县之多；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郡治不在原来的高平（今宁夏固原）而改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了。其二，东汉时安定郡因遭西北羌人攻略而内徙和缩小，“特别是萧关（在今甘肃平凉北）之外的属县，不是内徙合并，就是被羌人占领了。此时朝那县也应内徙了”。其三，今灵台县境内有皇甫谧墓、“皇甫书室”等遗迹及“皇家坪”、“皇家湾”等地名，“当地文史工作者均认为其应与皇甫谧有关”，不能轻易否定，“至于近年来，有些学者以宁夏固原彭阳县古城镇出土的‘朝那鼎’为重要依据，确定古城镇为西汉朝那县治，未免失之偏颇”。

以上三点理由是否能够确证皇甫谧的籍贯是甘肃灵台县而非宁夏彭阳县呢？笔者认为值得商榷。杜文也介绍：“目前，对皇甫谧籍贯的不同说法主要有三说：一为甘肃平凉灵台说。二为甘肃平凉西北说。三为宁夏固原说。这三说实际上是由于对‘安定朝那’这一历史地理区域范围的看法不同而引起的。”

《晋书·皇甫谧传》明确认定皇甫谧为“安定朝那”人。那么，“安定朝那”到底为何地？它今天到底是在甘肃灵台，还是在宁夏彭阳？在考辨杜斗城教授坚持的“灵台说”之前，先列举当今学术界有关“固原说”的两种较有权威性的说法。其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册第1930页：“皇甫谧（215—282），幼名静，字士安，晚年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宁夏彭阳县西）人”。其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彩图本《辞海》第4分册，第4755页：“皇甫谧，魏晋间作家、医学家，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而1979年出版的《辞海》（下册）第4052页曾说皇甫谧为“东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这就是杜文中说的“三说”中的第二说。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修订版的《辞海》改“甘肃平凉西北”说为“宁夏固原东南”说。这一改动说明1978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学术界对皇甫谧籍贯有了新的趋向一致的认识。不知杜教授认为两部权威性的辞书持“宁夏固原”说是否持之有据？下文将就杜文持“甘肃平凉灵台”说的三点论据进行商榷，并求教于学界卓识者。

杜文说：“至东汉时期，安定郡及其属县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安定郡辖县八，曰临泾、高平、朝那、乌枝、三水、阴盤、彭阳、鹑觚。由此可知，东汉安定郡辖县比西汉竟减去13县之多，可见东汉安定郡的范围大大缩减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郡治不在原来的高平（今宁夏固原）而改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了。这就是说东汉时的安定郡治已不在宁夏固原境内而南徙至今甘肃陇东。至于其郡一些易受羌人攻略的属县，特别是萧关（在今甘肃平凉北）之外的属县，不是内徙合并，就是被羌人占领了。此时朝那县也应内徙了。”杜文并引《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顺帝纪》证明东汉时的安定郡不但内徙，而且内徙了三次，即一徙临泾（今甘肃镇原），二徙美阳（今陕西武功），再徙扶风（今陕西西安附近）。“特别是宁夏固原地区，至少在第二次内徙后就被羌人占领了”，而且认为“这次内徙是很彻底的”。

笔者认为东汉时安定郡的内徙和缩小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证明皇甫谧的籍贯也由固原彭阳内徙到甘肃灵台去了。而且这种内徙也并非杜文说很彻底，安定郡的汉族人都被羌人赶到关中长安附近了。历史上的真实情形首先是自东汉至魏晋各少数民族大量内徙，西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向关中方向转移，北方少数民族也向塞内迁徙。匈奴族南徙甘、陕，其中包括羯人和杂胡。而匈奴别部卢水胡和羌人主要分布在甘、陕、青等地。羌人少部分住在四川和西藏地界。关中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为数最多，如西晋江统所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晋书》卷五六《江统传》）少数民族内徙关中并非是要把汉族赶跑，而是共处。并不像杜文说的那样全是暴力性的“占领”、“攻略”。胡汉长期杂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后汉书·西羌传》上说汉族“百姓恋土，不乐去旧”，不肯内徙也证明在他们眼里西羌人并非是凶恶的反叛。就秦陇地区而言，自东汉历三国、魏、晋至北魏，一直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杂居的地带。这个地区包括雍、秦、岐、泾、邠等州府形成胡汉杂居、民族融合的共同生存的境况。在西晋灭亡之前，基本上是汉族中的豪门巨族为主体的政权联合少数民族酋豪，采取以军事专政和怀柔安抚的统治办法。关中秦陇地区的高门士族以韦、斐、柳、薛、杨、杜、皇甫等姓为首，所谓的“秦雍九族等衣冠华胄”，其政治经济势力相当强大，如汉末，董卓是凉州的下层豪强，韩遂、马腾为关中豪强并割据关西，皇甫嵩是安定的大豪强。自东汉中后期以来，朝廷对关中秦陇地区控制比较薄弱，地方大小豪强控制政权，官吏多不遵王法，政刑酷虐，贪求无已，因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少数民族内徙后变为郡县编户，改变生存方式，被控制在土地上，要他们服兵役和供给财赋物资。他们不能忍受压迫、奴役、饥荒等痛苦，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如东汉永和元年（136），关西羌族起义，就是官逼民反，虽然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其实是由阶级压迫逼出来的。东汉延熹四年（161），关中陇西羌人10余万人自动来归附，凉州路通。皇甫规在安抚羌人后，诛逐汉族贪虐大官五六人，小官吏百余人，羌人悦服，又有10余万人来归附。汉末至西晋时期，关陇地区胡汉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即使到北魏，秦雍九族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衣冠华胄基本上都留居本地，成为胡汉统治阶级联合政权的重要势力，不像中原望族著姓在西晋灭亡前夕大规模地迁居江南。329年，后赵石生入据长安。石虎挥军西来，攻下刘熙、刘胤占据的上珪（甘肃天水市），俘刘氏兄弟及其公卿将相等3000人，皆杀之，枕尸十里，曾徙其文武吏、关东流民、秦雍大族9000余人于襄国。可见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关西秦雍大族的势力仍相当强大。

此外，东汉时的安定郡的内徙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由“两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造成的，羌人造反起兵，首先杀的是他们。地方官吏为自保而强迫百姓内徙，采取的手段极其残酷，内徙对当地百姓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后汉书·西羌传》上记载：“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辙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趿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地方官吏比胡羌反叛要可怕得多。这些属于内郡人的地方官吏要走，并不等于当地的高门大姓也能强迫内徙。当然“内徙”也是事实。自东汉直至西晋灭亡，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时有战争，统治权反复易手。这种民族斗争的复杂状况必然会影响到地理沿革的变化。就安定郡的变化状况而言，东汉移治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属凉州。辖境缩小，后因羌人动乱，永初五年（111）一度寄治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永和六年（141）又寄治右扶风（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但到三国魏、西晋时期仍治临泾县，属雍州。北魏移治安定县（今甘肃泾川县北），为泾州治。（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下册，第2829页）《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寄治”的史实明晰，称：“汉置安定郡，后汉因之（注曰汉郡治高平，后汉移治临泾，永初五年，羌乱，郡寄治美阳，永建四年复。今为乾州武功县）。晋亦曰安定郡（注曰：‘仍治临泾。’后魏为安定、高平诸郡地”（《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陕西》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74页）。

综合上述，东汉时安定郡的内徙和缩小以及汉与羌发生的战争事实并不足以证明皇甫规、皇甫嵩这一安定朝那望族也“彻底”内徙，皇甫氏家族的籍贯便由今固原之彭阳内徙到平凉之灵台，或内徙到今甘肃镇原、今陕西武功与扶风了。杜斗城教授拿不出确凿的文献资料来证明皇甫家族内徙的去向。皇甫氏为安定地区衣冠望族，自东汉以来在朝廷及各州郡做官的人很多，如皇甫嵩曾在东汉都城洛阳任过太尉，又任过北地太守、冀州牧，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率领大批党徒镇压压过黄巾军。他是当时的大豪强。他的一生多活动于中原地区，但籍贯还是“安定朝那”人。皇甫规的曾祖皇甫儁任过安定都尉。他们也可能定居在外地或死后埋葬在外，但人们的籍贯不能变更，所以史书记载在他们的籍贯皆曰“安定朝那”。至于杜文把安定郡治由高平（今宁夏固原）而改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也视为皇甫谧籍贯改变的理由，更不值得辩驳了。因为皇甫谧不是安定高平人，而是“安定朝那人”。皇甫谧生于东汉末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死于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经历东汉末、三国、西晋初。《晋书·皇甫谧传》仍称他是“安定朝那人”，而不称其为“安定鹑觚人”（今灵台县，汉为鹑觚县，属北地郡。后汉属安定郡，晋因之）。我们不能说撰《晋书》的人昧于历史地理变迁之史实吧。当然，这并非说高平没有姓皇甫的。东汉初，建武八年光武帝讨伐割据秦陇地区的隗嚣，进至高平第一城，嚣将高峻拥兵高平第一城，耿弇等围之，一岁不拔。寇恂奉命往降之，至第一城，峻遣其军帅皇甫文出谒，恂诛之，峻降（见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陕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85页。《后汉书》上亦有类似记载）。高峻的军帅皇甫文，是“安定朝那”一族则无疑。高平皇甫氏是否由于郡治由高平迁至临泾而转移了，无史可稽。

杜文说：“现在的问题是‘安定朝那’到底为何地呢？”这确实是考证皇甫谧籍贯的关键所在。但杜文提出问题却没有对“安定朝那”进行认真细密的考证，而用大量篇幅说了些与考证“安定朝那”不相干的话，其中说：“至于其郡（指安定郡）一些易受羌人攻略的属县，特别是萧关（在今甘肃平凉北）之外的属县，不是内徙合并，就是被羌人占领了。此时朝那县也应内徒了”；“试想，在其他郡县都被内徒的情况下，朝那县为什么还要孤悬于北疆一隅”呢？所以那种认为朝那县从建县一直到皇甫谧时代一直未有迁徙的观点肯定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朝那县迁于何地呢？很遗憾，早期文献（两汉书）没有直接记载”、“在此前（指皇甫规、皇甫嵩两人），笔者还未发现某某皇甫氏为‘安定朝那人’记载。故皇甫氏的郡望应指指内徙之后的‘安定朝那’，皇甫规自己说出‘生长邠’一带，正与此暗合……换言之，史书中所载以上皇甫氏为‘安定朝那人’的‘安定朝那’应指内徙之后的安定朝那，内徙之后的朝那，应在今甘肃灵台。”我们把以上三处杜文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他说的“内徙之后的朝那，应在今甘肃灵台”的结论是缺乏文献史料支撑的一种想当然的“试想”。

杜文说“此时（东汉后期）朝那县也应内徙了”，试问此论断的史料依据在哪里？杜文拿不出任何文献史料以考证之，只能“试想”而已。杜教授说“朝那县迁于何地”，“早期文献（两汉书）没有直接记载”而感到“很遗憾”。那么文献中“没有直接记载”，是否有间接记载呢？杜教授也找不出来，既然“直接”、“间接”的文献记载都没有，仅凭“试想”就武断地说：“那种认为朝那县从建县一直到皇甫谧时代一直未有迁徙的观点肯定是不能成立的”。既然杜教授不能依据文献考证出“朝那迁于何地”，怎么能作出“内徙后的朝那，应在今甘肃灵台”的结论呢！也只是一种“试想”吧。

既然“朝那县迁于何地”考证不出来，那么，“朝那县从建县一直到皇甫谧时代一直未有迁徙的观点”则可以通过文献考证而得以成立。“安定朝那”到底为何地也可以考证出来。我们根据古今各处文献史料，可以确定“安定朝那”在今宁夏固原市彭阳县西古城镇。何以证之，曰：第一，《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有“朝那县”条云：“（1）秦置，属北地郡。治所在今宁夏彭阳县西三十三里古城乡。《史记·匈奴列传》：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冒顿‘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即此，西汉属安定郡。经魏末废。（2）西魏大统元年（535）置，为安定郡治。治所即今甘肃灵台县西北朝那镇。隋末废”（该辞典下册，第2518页）。第二，《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有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基本相同的记载。第三，《辞海》1999年修订版，彩图本，第4分册，第5336页中的记载与两部辞典的记载也基本相同，仅较为略些。《辞海》1979年版下册第4563页的记载完全与新版相同。

很清楚，西魏大统元年设立的朝那县治所在朝那镇者，并非杜文说的汉末内徙于今甘肃灵台县的“朝那”。西魏初上距东汉末300余年，上距皇甫谧死253年。由此可知，朝那县自西汉置至北魏以前一直未有迁徙过。以上三种辞书都明确西魏大统元年（535）置的“朝那”属武安郡，与西汉置的“安定朝那”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域所置的县。说明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朝那，一个是秦置，治在今宁夏固原彭阳县，一个是西魏置，治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北什字塬上。

以上三部辞典确定古朝那为今宁夏固原彭阳古城镇，并非是没有文献根据的“试想”，其文献根据来自《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各种历史地理专著。而且也是吸收了20世纪历史地理学术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新成果，并依据地下文物出土实物，运用“二重证据法”作出的求是结论。“于近年来，有些学者以宁夏固原彭阳县古城镇出土的‘朝那鼎’为重要依据，确定古城镇为西汉朝那县治”，尽管杜教授认为这种确定“未免失之偏颇”，但“朝那鼎”在彭阳出土谁能否认呢？至于杜文中把萧关的地望定为“在今甘肃平凉北”，更无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萧关所在地研究所取得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即其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为自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要冲。西汉文帝时，匈奴自萧关入烧回中宫；武帝通回中道，北出萧关，皆指此。因萧关在朝那县境内，亦称朝那塞。《史记·文帝本纪》十四年（前166）冬，“匈奴谋人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朝那塞”，《史记·匈奴列传》作“朝那萧关”。1979年版《辞海》第1357页与1999年版《辞海》彩图版第2分册第1626页的记载基本上与上述相同。《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的记载均持“固原说”。

杜教授说在皇甫规、皇甫嵩出现以前，他还未发现某某皇甫氏为“安定朝那人”的记载，这也与史实不符。因为南宋人郑樵《通志》卷二十七《氏族》三记载：“皇甫氏，子姓。宋戴公子充石字皇父，其后以王父为氏汉兴改父为甫。后汉安定都尉皇甫儁，生稜子彪，有八子，号八祖。皇甫氏为著姓”（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1页）。皇甫稜为皇甫规的父，从稜“始居安定”。稜子彪，彪子旗，旗子规，规乃嵩之叔，嵩乃谧之曾祖。由此可见，杜文武断地说在皇甫规、皇甫嵩之前，他“还未发现某某皇甫氏为‘安定朝那人’的记载，故皇甫氏的郡望应指内徙之后的‘安定朝那’”是不符合史实的。由此引申出，故皇甫氏的郡望应指内徙之后的“安定朝那”，“应在今甘肃灵台”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郡县内徙寄治并不等于皇甫氏家族也内徙。至于把皇甫规说自己“生长邠岐”（见《后汉书·皇甫规传》）的话与内徙之后的“安定朝那”暗合，更是郢书燕说。规之父旗，做扶风都尉，规随父在官所，或是规在邠岐一带做过地方官，所以上疏说“臣生长邠岐”。“生长”并非“出生”，不是规的籍贯在邠岐。不过是说自己长期在这一地区，“昔为郡吏”，“习地形兵势”，了解羌人的实情而已，并非说是邠岐人。

至于以灵台有皇甫谧墓地作为证据很难确证皇甫谧是灵台人。《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有“皇甫谧”条。一方面说皇甫谧是：“安定朝那”（今宁夏彭阳县西）人，一方面又说皇甫谧墓“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北十里张鳌坡村。封土高3米。当地称‘皇甫谧古冢’。墓前立皇甫谧之墓碑”（《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0页）。这一记载是客观、严谨的，说明灵台有“当地称皇甫谧古冢”，但其籍贯却在宁夏彭阳县。以灵台、泾川等地有与皇甫谧有关的地名、民俗民间传说更不足以证明皇甫谧的籍贯为灵台了。固原东南弹筝峡，俗称“三关口”，当地传统说为宋代杨六郎延昭所把守。20世纪50年代峡崖上有“六郎庙”。宁夏西吉县西有座山叫“穆营山”，当地传说穆桂英在此扎寨。宋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中有一句“踏破贺兰山阙”，有人则据此说岳飞到过宁夏的贺兰山，可信为史实吗？有些名人故居，郡望史书记载是清楚的，如皇甫谧。只是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才出了异说，或曰宁夏彭阳，或曰甘肃灵台。与皇甫谧的籍贯、郡望的情况相似如大哲学家庄周、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也有种种异说。如庄子，司马迁在《老庄申韩列传》中说庄子为蒙人，做过漆园吏。《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都认为是宋国之蒙人，大致在今商丘市境内。但在城南还是城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七《宋州》说在宋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说在宋城南。宋代王安石、苏轼、今人常征说庄子是安徽蒙城人。按现在的区划蒙县属河南民权，而漆园划归山东曹县，于是出现了庄子故里民权与曹县之争。而民权与曹县都有所谓的庄子遗迹、传说，今河南民权县顺河乡（在今商丘市西北百里）有庄子墓，曹县有个村就叫庄周村。再如墨子故里，古书上说墨子为宋人或鲁人，宋应指河南商丘，但商丘找不到墨子的任何遗迹。鲁有东鲁、西鲁之分，东鲁应指山东曲阜，在曲阜同样找不到墨子遗迹；西鲁指河南鲁山，在鲁山也有一些墨子的遗迹和传说，所以有人就说墨子是鲁山人。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根据某地有他的传说、遗迹，就轻率地下结论确定为某地人。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研究姓氏文化、名人故里这类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始祖之根、郡望或祖望之根。既包括郡望所在地，也包括县籍，如陈郡谢氏，郡治在今河南淮阳，其县籍却在今河南太康。而谢氏以国为姓，封国在今河南汝阳谢城，著名郡望为“陈郡谢氏”。这与“安定朝那”皇甫氏的情形相类似，皇甫氏的祖源根据《姓氏考略》记载：“出自子姓，宋戴公子充石皇父，其孙以王父字为皇父氏；或去‘父’为‘皇’氏。又《集韵》注云：“（春秋）宋有皇父充石，公族也；汉有皇父鸾。自鲁徙居茂陵，改‘父’为‘甫’。”（转引自窦学田编撰《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茂陵在今西安附近，属关中三辅地区。后汉有皇甫儁做安定都尉，而其县籍则为“朝那”。一个名人家族的变迁研究起来有许多困难，必须依据可靠的历史典籍记载与地下出土实物的互证，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陵墓所在地、传说遗迹等也可以作为参证，提供信息，有助于研究。“信者传信，疑者传疑”，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旅游业也兴盛起来，有名胜古迹、名人故居、名人陵墓的地方则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景点，有些地方把传说遗迹也充分利用起来，成为招揽游人致富的景点。在这方面甘肃平凉人比宁夏固原人聪明多了，他们舍得投资，“打造皇甫谧文化品牌”就是一例，只要读一读平凉市与灵台市的两篇官方文章便会感觉到他们“商业头脑”非常发达，而固原、彭阳人远远不及了。明明皇甫谧是固原彭阳县人，却被他们抢去“打造文化品牌”！他们打造的文化品牌是伪，固原彭阳人亦应打造出一个真的皇甫谧的文化品牌来，以清世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