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族源流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清代名臣,虽然是文人出身,却有能力创立湘军,立下战功。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子孙至少五代皆出英才,显示他的家庭教育有过人之处,能培育卓越的人才。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131]他的生活年代与郑观应接近,但比郑观应略早,所以他的家训具有更丰富的传统儒家文化的特色。
曾姓源远流长,自黄帝至禹,凡六传,曲烈出,封于鄫,始以“鄫”为姓。又五十五传至时秦,其世子巫避乱奔鲁国,将“鄫”去掉右耳刀“阝”旁,正姓曾。巫五传至参,因以孝称,被孔丘收为弟子,即《论语》所称道的曾子,曾参也就正式成为被曾氏后裔公认的始祖。曾参生于周敬王丙申年(公元前505年),死于周考王丙午年(公元前435年),葬于山东省嘉祥县南四十里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东麓。[132]曾国藩的祖先在不同朝代多次迁居,西汉时南迁至江西省庐陵,南宋时迁居湖南省衡阳唐福,清顺治元年(1644年)迁至湖南省衡山白果,再迁往湖南省湘乡,在湘乡初居大界,再迁至湘乡荷塘二十四都(今双峰县荷叶镇),最后居于沙溪石牌熊家湾。曾国藩家族称为大界曾氏家族,曾孟学是湖南湘乡大界房的始祖,也是曾参始祖起计的六十二世祖。
2.耕读家风
大界曾氏家族自南宋开始六百年没有子孙成为秀才,累世以耕种为生计。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应贞,即曾氏家族的六十五世祖,训诫子孙要勤俭立身、耕读保家。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1774—1849年),号星岗,年少时爱玩乐,因被人讥笑和指责而发奋读书,其后专心钻研耕种,对耕种甚有心得。他坚持“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133]曾玉屏治家极严,他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例“男子耕读,女必纺织”。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和做客赖着不走的。他还经常教训自己的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134]作为曾氏子孙必须自强,不屈不挠,把国家的兴衰治乱作为自己的责任,排解地方的灾难,平息社会的纷争。
曾麟书(1790—1857年)是曾玉屏的长子,自幼接受家训教育,由于曾氏600年没有子孙成为秀才,所以曾玉屏期望他能考取功名。可是经过十多次考试,他才得补县学生员,唯有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曾麟书自设家塾认真教育儿子,为曾国藩几兄弟打下扎实的家学根底,全力支持儿子专心读书。
3.家训内涵
曾国藩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尽心尽力教育子弟,虽然他没有一部专门撰写的家训,主要通过家书进行教导,但他一生所写的家书极多,数量达千余封,是中国历代写家书最多的人。他写家书时,喜欢附上家训诗、要言及功课给子弟。他于1867年《致澄弟》的家书中指出,子弟的品德高尚与否,家庭教育的作用占四成:
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135]
曾氏家训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特色,包括尊敬先祖、敦亲睦邻、勤劳耕读等。其次,曾氏的家教具有不迷信、不依赖、倔强的独立个性,例如不迷信风水,不依赖医药,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等。祖父曾玉屏对子孙的教诲有八个字,“三不信”。八者: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136]曾国藩遵从祖训,勤奋读书,严于律己,并且对子弟勤加指导。他将祖父的修身、治家之道融会贯通,为帮助子弟谨守牢记,他在1867年《致澄弟》的家书中,将祖父的家规编成八句:
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常设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137]
这八句家训体现了曾氏家族以中国传统的耕读、勤劳、卫生、尊祖、善待亲戚、睦邻等作为模范家风,并且不容许迷信、依赖医药、留客久住等不良风气。曾国藩亦总结自己的经验,将读书、作诗、侍奉父母、养生、立身、居家、做官、行军的心得编成八本,于1861年《致诸弟》的家书中与弟分享: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38]
有关读书方面,曾国藩有严格的要求,他教诲子侄要立志、有恒心,打稳学业根底,不失大家子弟的风范,亦要学习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跟上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读书志在明理,不像父亲及祖父般期望儿子做官。
于1843年《致诸弟》的家书中谈到: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139]
为了令诸弟明白他的要求,曾国藩在家书附上课程表,该课程表除了读书方法之外,还教导做人处事的态度,养生的心得,可见他的关怀无微不至。有关课程表的内容如下: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俱。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七、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八、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
九、谨言——刻刻留心。
十、养气——无不可对人言之事。气藏丹田。
十一、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140]
1858年的《与纪泽书》,他鼓励儿子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尔看天文,认得恒星数十座,甚慰甚慰。前言《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二十卷内恒星图最为明晰,曾翻阅否?[141]
1856年的《字谕纪鸿儿书》说明读书不是为了做官: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142]
关于慈善,曾国藩计划在有盈余时,自己不会买田,也不积蓄,而是用作购买义田,救助曾氏家族及家乡的贫民。他于1849年的《致诸弟书》表达志愿:
乡间之谷,贵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念四都贫民。
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经留为义田之用,此我之定计,望诸弟体谅之。[143]
关于择友,曾国藩训诫子弟,益友对品德、仪表、学习、志向都有正面的影响,应多些接近,甚至视他们为老师。1842年及1844年的《致诸弟书》谈及益友的好处: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144]
然九弟前信有意与刘霞仙同伴读书,此意甚佳,霞仙近来读朱子书,大有所见,不知其言话容止、规模气象如何?若果言动有礼,威仪可则,则直以为师可也,岂特友之哉![145]
关于婚姻,对象须品行良好,亦不宜早婚,以免影响读书。
他于1845年的《与诸弟书》训诫:
闻常世兄最好恃父势作威福,衣服鲜明,仆从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骄奢习气,乱我家规,诱我子弟好佚耳。[146]
若吃鸦片烟,则万不可对。[147]
另于1863年《与四弟国潢书》的两封家书中表示:
纪瑞侄完姻,吾实嫌其太早。[148]
弟好劝人早婚。好处固多,然亦微有差处。谚云:“床上添双足,诗书高挂搁”,亦至言也。[149]
有关修身方面,曾国藩重视孝、恕、俭、勤劳、慎独、恭敬、仁德、正直、有涵养。他在家书中谈及“三致祥”及“二字安身”,即孝、勤、恕可致祥,劳、俭能安身。此外,必须戒骄、奢、逸三字,而倔强二字却不可少。晚年时,曾氏将自己一生律己律人的经验,归纳提炼为“日课四条”,要求独处时的行为保持谨慎,不做惭愧的事,内心便会安宁,是自强之道;恭敬待人和办事,不仅看上去整齐严肃,而且身体强健;追求仁德,有仁爱之心,能立人达人,令人愉悦;时刻以勤劳自励,能长寿,获得重用,亦能帮助老百姓,受到人们甚至神的信赖。他嘱咐两个儿子自勉,每晚考察是否做到这四条,同时每月末互相考核,还要嘱托侄儿一起遵守,期望各子侄都有好的德行。有关记载如下:
1861年《字谕纪泽、纪鸿儿书》谈及“三致祥”“二字安身”:
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150]
1860年《与四弟国潢书》劝戒骄奢逸:
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151]
1863年的《致沅弟书》解释“倔强”二字不可少: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152]
“日课四条”:
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153]
总结曾国藩的家训,看到一个家族的兴盛,贯注着整体族人的长期努力。曾氏族人承传了尊祖、孝、恕、俭、耕读、勤劳、慎独、恭敬、仁德、和睦、正直、有涵养等儒家文化,又具备不迷信、不依赖、倔强等独特个性。曾氏子孙自幼学习修身、处世之道,恪守家训,承传良好的家风,自强不息,重视立志、读书、养生、治家、择友,严于律己,谨守道德。曾国藩家族人才辈出。长子曾纪泽是外交家,次子曾纪鸿是数学家,孙辈及后代在多个领域皆取得杰出的成就。因此,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各界人士学习的榜样。
4.《郑观应家训》与《曾国藩家训》的比较
曾国藩比郑观应年长三十岁,两人在年少时都在家塾读书,由父亲教导,中国传统教育的根基扎实。曾国藩的父亲极希望儿子出仕做官,曾国藩不负所望,成为清代名臣。而郑氏家族有经商的传统,郑观应出生于巨变的年代,出生地为广东省香山县,接触到大量西方新事物,学商战于外人,并与外人商战。基于这些不同的背景,他们的家训有相同也有相异的地方。
郑氏与曾氏家训相异之处有:
适应性——郑观应家训的适应性较强,提供较多符合情况的指导。曾氏的家训则在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方面配合时代的需要。
生产方式——郑观应鼓励家人学习谋生本领,发展工商业,参与商战,驱逐外侮。他的后人则在多个领域分别发展。曾氏的家训鼓励耕读,曾国藩及他的兄弟,其中一人耕种,其余皆从军,他们把国家的兴衰治乱视为己任。但曾国藩不期望子孙做官,他的后人也在不同的领域发展。
女子教育——郑观应接受了西方的新思潮,指出女子要读书。曾氏仍维持男耕女织的传统,不安排家中女子读书。
接着分析他们的家训的相同之处:
家训的形式——两人都没有一部专门撰写的家训。郑观应通过家书、嘱书、诗歌、散文、匾额和楹联等形式教育子孙;曾国藩的家书最为人知晓,也有写家训诗。
承传性——两者都具有承传性的特点,他们继承家风及传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教育,培养良好的品格。
尊敬先祖——两个家族都尊敬先祖,但反对迷信。
规范和监督——两者都不设奖惩制度,以指导为主。曾国藩在家书中安排功课给子弟,要求他们互相考核,并且询问进度,相当严格。郑观应的家训语调温和,劝谕性较强。
行善积德——两者都乐善好施,但郑观应对慈善的投入程度较大,贡献较凸出。
重视教育——两个家族都十分重视教育。曾氏严格跟进学业,郑氏则专门设读书费。
婚姻择偶——两者都重视婚姻择偶,不赞成早婚,对象的身家财富不重要,但品格必须良好,有家教,无不良习惯。
经过比较郑观应与曾国藩的家训,发现郑观应家训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先进性,鼓励家人学英文,从事工商业,甚至参与商战。虽然曾氏家训也有部分配合社会的发展情况,但相对较保守。有关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曾国藩的家庭仍然处较低的位置,在郑氏家庭相对较高,认为女子的学问很重要。郑观应和曾国藩都没有专门撰写家训,他们通过家书、嘱书、诗歌、散文、匾额和楹联等各种沟通方式教育子孙。两者的家训都没有奖惩制度,以教导、劝谕和跟进等方式来达到训育目的,反映中国近代的家庭教育主要以温和的沟通方式进行。郑氏和曾氏的家训教育同样源于儒家文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们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悉心培育子弟,尤重道德伦理教育,培养良好的品格,既有涵养又有倔强的个性。这些特质促使他们的子孙后代自强不息,发奋上进,在修身、学习、事业、保家、卫国等各方面都展现坚韧的意志力,家族人才辈出,持续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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