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辞书的结缘

李行健

凡是要学习的人，大都离不开辞书。人们把辞书叫随身携带的“老师”。据说，毛泽东在长征中别的东西不少都丢失了，但一部《辞源》却始终带在身边。据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后辈介绍，侯先生只上过3个月私塾，可听他相声知道侯先生知识渊博，主要靠刻苦自学，“字典”是他学习的重要工具。几十年一直随身带着的一本字典，在他去世时，早已翻烂了，封面都没有了。辞书是一个知识的海洋，编写的人一定知识渊博、吃得辛劳、耐得寂寞。我对辞书和编辞书的人，存有深深的崇敬之心，但早先没有想过自己会加入辞书工作队伍。

辞书是离不开的老师

1953年我在北大上一年级时，有一门《古代汉语》基础课，授课老师是魏建功先生。先生当时住城里，但每周有三天在未名湖畔的全斋单身宿舍住。建功先生希望大家学习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晚上去找他。古汉语课先要读懂古文，这对我来说有些困难。于是有天晚上我带着学习中的一些疑问去找建功先生解答。先生十分热情，他认为爱学他的课才会去问问题。但先生见我问的主要是字、词、句方面的基础知识，问我到图书馆查过工具书吗？我回答没有，不知道查什么。先生面有不悦之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大学生了，要学会自学，先要到图书馆查工具书，《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康熙字典》等，还搞不清楚再来问我。你今天先回去，查了书再来。我感到很扫兴，但觉得先生说的话不无道理。按老师的教导通过查辞书，多半问题弄明白了，感到很高兴。这使我开始认识到辞书确是一个知识库，是学习离不开的工具。对辞书的作用有了真切的感受，对编辞书的人，更心存崇敬了。编一本辞书要多年、经众人之手才能编成，而这些人都非同一般。后来才知道建功先生当时正好主持编完《新华字典》，他是劳苦功高的新中国辞书奠基人之一！

后来又听王力先生的课、读先生的书，进一步学习使用工具书，对辞书是怎么编写的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研究过辞书的编写，并发表了《了一小字典初稿》的样稿。他对我国的辞书事业非常重视，他在当时就发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言。他说，现在世界上学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的人很多，他们都有适用的学习词典，特别是学习英语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可以预期，若干年后也会有很多人学习汉语，那时我们有像《牛津英语大词典》那样的“汉语词典”供人学汉语吗？这个预期发出已过了大半个世纪，如今世界上有三千多万人学汉语，但我们还没有像《牛津英语大词典》那样供人学习汉语的词典，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英国人过去号称日不落帝国，以世界布满英国殖民地为荣。随着各民族的觉醒，殖民地的解放独立，日不落帝国早已衰亡不存。后来英国人以《牛津英语大词典》为骄傲，凡是学英语的地方都离不了这本词典。听到这些情况，让我对词典巨大的影响力和对文化发展交流的促进作用深感震撼，对编辞书的人更加崇敬(《牛津英语大词典》出版时，前两任主编已先后去世)，真有点高山仰止。

王力先生对中外古今词典的研究很深，也曾想编一本能体现他的理想的字典，虽然早已写出样稿，但终因各种原因没能实现这一愿望。人们常说盛世修典，大概王先生没有遇上稳定的盛世吧！“文化大革命”前，王力先生计划编一本古汉语字典，已写出部分稿子，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遗失了。“文革”后，王先生以80多岁高龄重新启动这一计划，但终因年老体衰，未能完成抱憾而逝，以致《王力古汉语字典》只能由他的弟子们完成。

我与辞书的结缘带有不少偶然性

在青少年时代，受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1951年我考入西南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后来觉得这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路径，便想做一个反映民众疾苦、沟通领导和群众的新闻记者。这时正好有一个转专业的机会，于是1953年我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希望进入新闻专业。但目的未能达到，而是分配到语言文学专业。随着新专业学习，渐渐也有了兴趣，特别是听像游国恩、杨晦、林庚、魏建功、高名凯、周祖谟等大师们的课，也感到很幸运和难得。到三年级时，要将文学和语言分成两个专门化班。阴差阳错，我从文学班转入语言班。能在北大那样的环境中，听王力、吕叔湘、袁家骅、周祖谟、岑麒祥等著名学者讲课，学习语言学也感到满意。这可能从我在重庆读工科时，爱好比较广泛有关。那时，我就对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有兴趣，从《人民日报》连载上读了不少。1952年我还给当时张志公先生主编的《语文学习》写过一篇语文应用的稿子，得到他们的好评，说明我能够去学语言学还是有一些内在原因的。

1958年参加工作后，因工作需要，从事河北省150多个县的方言词汇普查，编过《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后来在大学教书主编过《中学语文知识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工具性的书，但这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词典。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几个同志一起编过《中华成语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这算第一本真正的词典。我因主要从事“语言学概论”等教学和词汇学及其规范化的研究，并未想到要从事辞书工作。

1983年我调到国家语委工作(当时叫“文改会”)，主要从事词汇的规范研究，就同词典发生了直接的关系。王力先生是我大学的老师，当时他兼任语委的有关领导工作，常能聆听到他对语文规范化工作的意见。王力先生把词典在语文规范、特别是词汇规范中的作用看得十分重要和透彻。王先生说：“说到词典，我往往联想到语言规范化的问题，也正如说到语言规范化总是联想到词典一样。我认为词典可以维持我们的语言纯洁和健康，词典应当担负起语言规范化的责任。”“汉语规范化的工作，主要应该是放在词典工作上面。”(《王力文集》，19卷117页，16卷4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词语的规范，主要解决语用中词语的混乱现象，引导社会走向规范使用语言，所以离不开词典。王力先生认为对混乱现象“我们不能让‘自由竞争’，看它们‘优胜劣败’；我们应该适当加以引导，使它们能够按照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发展，使语言不断的趋向精密、准确、合理、好说、好写、好懂，以利于社会生活，利于教育、科学和文化的进步。人们对于语言的发展历史不是无能为力的。”(《王力文集》，20卷82页)当时同样担负语委有关领导的还有我大学的老师吕叔湘先生，他同王先生持有同样的主张，并且在1955年北京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后，即身体力行，主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由于国家语委规范工作的需要，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词典、特别是规范性词典对语文规范化的极端重要意义。因为群众掌握规范标准，规范使用语文，不是靠学习规范条文，而是借助规范性的词典和字典。在普及和推广语文规范化工作中，规范性辞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我们为什么要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1992年国务院转发了国家语委给中央的关于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报告。吕叔湘先生和时任语委主任的柳斌等同志，就把编写一本规范性词典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作为落实中央精神的重要举措之一。1992年6月，吕先生叫我和曹先擢同志到他家去，主要谈编写一本认真全面贯彻国家有关规范标准的新的词典，进一步落实语文的规范工作。计划在暑假中请二三十位专家来论证一下，并组织一个编写班子。语委随即成立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委会”，并把编写任务作为八五规划中的重要工作。吕先生年事已高，不便直接领导编写工作，他主动请缨出任顾问。曹先擢是语委副主任，不久他将出国工作，所以指定具体工作由我负责。这就是我真正同词典结缘的开始。

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委会成立，到今天已24年。许嘉璐同志任语委主任时，为了加强对编写工作的领导，委党组决定由嘉璐兼编委会领导小组组长，我任副组长，直到他去全国人大工作。他在人民大会堂同我们几个同志谈话，要求把词典编写组越办越好，不能在我们手上散了，有困难可以找他。20多年中，我们编纂出版了大大小小，不同类型，不同语类的各种词典、字典30多种，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现代汉语多音字规范字典》《学生规范词典》《学生规范字典》《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词典》《两岸常用词典》《两岸通用词典》等。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有《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规范词典的编纂理论和实践》《语言文字规范使用指南》《八百汉字意义源流探索》等。在编委会成立20周年时，2012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表彰，《中国教育报》2012年2月13日发表了我们工作的经验总结。

前后参加词典编写工作的专家学者一百多人，两位前首席顾问吕叔湘、李荣，顾问张清常、胡明扬，副主编刘钧杰、曹聪孙、谢自立、余志鸿等先后辞世。成绩的取得完全是我们编写组集体在吕叔湘先生指导下，继承落实他和王力先生词典学思想的结果。吕先生倡导成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委会”时(1992年)，王力先生已逝世。叔湘先生提出编写规范词典，主要为贯彻中央关于加强语文规范工作的指示。他说：“随着语言的发展，总得有词典来反映语言的变化；随着国家有关规范化标准的修订和增加，总得有词典来体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前言)他的指示很明确，编一本新的词典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情况，全面贯彻国家的规范标准。与此同时，吕先生还要求新编的词典要有所创新。他说：“要编一部新的词典，就要有高的质量，有不同于已有的词典的鲜明特色。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东拼西凑去搞一本词典，就毫无用处。只能是‘劳民伤财’。但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又谈何容易。”(《早日把规范词典编出来》，《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

我们继承了前辈哪些辞书学思想？

为了继承和更好地弘扬前辈的辞书学思想，下面对我们编写组20多年走过的道路作一个回顾，总结我们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怎样继承先师们的辞书思想，在继承中又时有发展的情况，供大家分享并指正。

(一)什么是规范词典，如何编规范词典？

词典名“典”，自然应该是规范的。所以吕叔湘先生最早不同意用“规范”来命名词典。后来发现词典并非都能自觉贯彻规范，有的词典甚至公然违背国家制定的规范标准。为了落实我们新编的词典为汉语规范服务的方针，突出它的规范性，所以吕先生最终决定以“规范”冠名，并题写了书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语言进行规范，出台了不少规范标准，有的规范标准进行了修订，新编词典认真贯彻这些标准就是首要的任务。对语文的规范，王力先生说：“语言文字本来都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就‘两可’的情形来说，正用得‘约定俗成’。‘约定’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学术机关在语法书中，在词典中，在文字的写法上，都定出一些规则来，‘俗成’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大家觉得这样行得通而且说得过去，也就不再来翻案了。”(《王力文集》，16卷253页)王先生指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对于政府发布的，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对于国家尚未制定规范的分歧现象就按“俗成”的标准处理，必要时《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还采用“提示”的方式加以引导，书中有这类提示两千多条。

收录词条是编纂词典首先遇到的问题。吕叔湘先生的思想很明确，一定只收普通话中的，特别是常用词和通用词；不能收方言词和已经不用的文言词，也不能收未进入普通词语中的科技术语词和外来词。这些原则很明确，但落实起来却要费些周折。比如有的从方言中进来的词，这些词难免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方言色彩，有人认为已属普通话词，有人却不承认。其他几类词同普通话的界限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我们开始就组织了一个选词小组，有胡明扬、陈松岑等教授参加。陈松岑同志还就规范词典收词中的一些问题在北大中文系和外文系进行过调查。好在现在有信息处理技术，可以作词频统计和分布研究，同从前靠人工抄卡片凭感受选词不可同日而语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没有收方言词，但收有一些带有方言色彩的口语词，所以我们标注有<口>。这些都是基础方言中的词，吕叔湘先生认为应对它们从宽，不要一律拒收。已经进入普通话口语的北方话词语，它们容易融入普通话，可以丰富普通话的词汇。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注音，自然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京音有分歧的，一律按国家制定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为准，但“审音表”以外的标音也可能产生分歧。比如从方言中吸收的“唷”，不少词典注“yo”，而实际上普通话语音结构中没有这个音节，也就是y和o不能直接相拼。有的词典这样注主要是按照方言读音。从规范的观点说，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怎么办？要改变这个一贯的注音显然会有阻力，但我们认为不破陈规，不能前进，于是决定如果它进入了普通话，就应改注普通话的读音。但普通话读音是什么，胡明扬先生和编写组程荣等同志进行实地调查。原来北京人重读是yāo，轻读是you，编委会决定改注北京实际读音。由此举一反三，凡从方言中进入普通话的语言成分，一律要按普通话注音，如“拆烂污”的“拆”我们就注chāi，不注cā。这也就有些与众不同了，但它符合实际，符合规范的要求。方言成分进入普通话后，受普通话语音制约，应按普通话语音读音。

轻声和儿化是我们按规范原则大胆处理的一种尝试。普通话中轻声和儿化与北京话应有所区别，它不可能像老北京人口中那么多儿化和轻声词。我们多次讨论决定，凡是没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轻声儿化词，就不标轻声儿化；可读轻声儿化，也可不读的也一律不标，让群众在实践中逐步求得统一，否则轻声儿化词就太多了。如果规范词典标注了轻声儿化，人家不读就显得不规范了，因此应留有适当空间处理这类语音现象。实践证明，这样处理的效果是好的，更便于普通话的推广。

就词形方面说，干扰我们语言规范使用的主要有“异形词”，如“案语、按语”“唯一、惟一、维一”等等，同一个词不同人写法不同，让人不知怎么回事。在编写工作刚开始时，吕先生就要求规范词典中要对异形词进行规范。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研究组，共搜集到现代汉语中被有影响的词典等工具书认定为异形词的有1500多组，经反复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后初步规范了338组。这就是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作为国家规范标准发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广大群众希望继续整理异形词，接着我们又接受了语委任务，进行第二批异形词整理，与《咬文嚼字》等单位合作，研制了《第二批异形词整理表(草案)》。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曾发文让新闻出版单位已试用多年。

由于字形的标准比较明确，有《简化字总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等，所以这方面的问题不太大。我们在词典中只对某些易用错或写错的字加以提示，以方便群众规范用字。另外，关于多音字的读音辨析，关于同(近)义词的词义辨析等，根据语用实际，在相关条目的注释后，也用“提示”的方式告知读者我们的意见。

总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对国家已有规范标准的一定认真全面贯彻，对没有规范标准的语言现象，通过调查研究按“约定俗成”的原则处理。

(二)编词典一定要有历史主义观点

王力先生在1945年提出编《理想的字典》的创议。先生认为《理想的字典》对字义的处理首先要“明字义孳乳”，其次要“分时代先后”。先生认为：“无论是研究词汇史，还是编写字典，历史观点都应该是重要的指导思想、重要的原则。”“明字义孳乳”，也就是弄清字义间的引申发展关系，“本义最早，引申义次之，引申义的引申义又次之”(《王力文集》，19卷66页)。翌年，王先生又发表了《了一小字典初稿》，这是以现代汉语为对象的“普通字典”的样本(《王力文集》，19卷78页)。到了20世纪80年代，王先生又重申了上述观点，他最不赞成词典里将词义引申关系错乱排列，主张词义排列应“分时代先后”，并以“江、河”两字为例，指出：“关于词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不能倒果为因。上边说了，有些词典认为江河原为一般的河流，后来变为专名，这就叫倒果为因。把词义的历史发展搞颠倒了。”“中国的历史太长了，每一个世纪总有许多新字、新义，如果把几千年的一切字和一切义，都毫无分别地排列着，就等于把历史的观念完全抹煞了。”(《王力文集》，19卷121、56页)这就说明，理清词义发展脉络，辨别词义引申关系和时代先后，是编好词典的重要工作。

王力先生为什么这么强调历史主义的观点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1)说明词义历史发展的脉络，让人们看到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认识词义发展的规律。(2)“以简驭繁”地掌握词义。语言中的词大多是多义的，但这些意义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都是从本义经过引申甚至再引申产生出来的。按历史发展来排列词义，自然就看出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可以科学地理解词义之间的关系，不必死记硬背它们的义项。比如有人看了《三国演义》电视剧后，问为什么古代打仗用“合”来计量？明白了“合”的词义历史发展过程，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合”的本义是“关闭”，“关闭”就引申出相互交接。冷兵器时代打仗，相互的兵器接触一次，也就是“一合”，所以大战一百余合，就是兵器交接了一百多次。因此，“合”作为打仗的计量词，也就顺理成章，我们很自然地就在理解的基础上牢牢记住了。(3)科学地区分同形同音字。现在词典中的“白”字，一般分为两个字头，即“白1”和“白2”。为什么一个字分列两个字头？就因为它们的词义各不相关，自成一个系统，应该是同形同音字，不是多义字。编词典时要把字头分合的关系搞清楚，必须进行词义发展脉络的探索，只有搞清了这种关系，才能分辨出某字下的多个义项是一个引申系统，还是两个不同的引申系统。只有一个引申系统的义项，才能放在一个字头下；一个字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引申系统，那就要分立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字头，这是分列字头的科学依据。按照这样的原则，编词典时在字头的分合上就要严格按是否有历史发展的引申关系来处理，如“标”字我们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分列为两个字头，“沉”字分列为三个字头。

王力先生一贯重视对词义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的研究，在《王力文集》中经常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白词义的来龙去脉，对词义的注释和义项的建立、分合才有科学的根据。吕叔湘先生在悼念王力先生的文章中，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了落实字义引申脉络关系，我们成立了以刘钧杰教授为主的专题研究组，用3年多时间终于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成果首先放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中，社会反映很好。日本讲谈社很快购进了这部分知识产权。这是一项过去没有做过的工作，王力先生号召了多年，因难度大、任务重，一直没有人进行。我们决定做这项工作时，吕先生也问我们，你们能有多大把握？我们回答说，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理清三分之一以上的字，如组织力量研究至少可以再搞清三分之一。吕先生马上问，另三分之一怎么办？我们说实在搞不清楚的就存疑，在字典引申义排列中用圆圈隔开。先生赞成这种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他认为“不强作解人”就好！并鼓励说“万事起头难，做比不做好”。实际上，最后只有极少量字的义项引申关系未理清。

(三)全面标注词类，便于群众应用

按义项标注词类，方便语言应用。我国通行的词典以前不标注词类，可见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得到解决。在讨论标注词类时，吕叔湘先生就提醒我们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难度。过去标注词类的障碍，首先存在于操作的方法上。汉语中的一个词，如孤零零地拿出来，往往不可能把它归入一个单一的语法功能类别中去。《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接受过去的教训，按词的义项分别标注词类。每个义项是特定的使用单位，具体的词类必然体现在义项的语法功能上。如果一个词具有兼类的功能，它们也只能分别体现在不同的义项上。也就是说，每个义项的词类是单一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是按这种办法来标注词类的。自然，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词的全部兼类标出，我们只需标注常用的语法功能类别。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按义项标注常用词类，将汉语词类划分的知识和语用中判别词类的问题用词典的形式表示出来，方便读者理解词义，避免词类的误用，开创了现代汉语语文辞书标注词类的时代。早年《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时，吕叔湘先生原订要标词类，终因对于数万条词来说，词类区分难度甚大、问题复杂，没有标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启动时，吕叔湘先生说了当时未标的具体原因，一是当时研究不成熟，把划分词类问题看得容易了，没有充分注意到没有形态标志的语言的特点，二是没有找到一种标注的好办法。我们认为，几十年来，关于词性分类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步，尽管具体问题上意见可能仍有分歧，但总体上有了共识，如果按义项标注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吕先生鼓励说：万事开头难，再难的事总得有人做。我们经过反复实验，看到词典的每个义项所属的词类是“单一的”，按义项给这种特定的使用单位标注词类，则可排除汉语中兼类词的干扰，使词类标注成为可能。中国训诂学会会长李建国先生认为：“《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这一做法，不但填补了汉语辞书编纂体例的空白，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汉语语法研究及其在辞书中的应用。其后，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的《应用汉语词典》的字词全部标注词性，社科院语言所在最新修订版《现汉》中也开始标注词性，就都是对《规范词典》这一做法的积极回应。可以断言，自今而后，语文辞书标注词性的做法，将会逐步形成风气，成为定式。”(《但开风气不为师》，《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3期)

我们敢于这样做，除吕叔湘先生的指导外，还有胡明扬、张斌等先生的具体帮助，他们都是对汉语词的分类有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胡先生说，不要怕错，只要把同样的语言现象归入一类，区别开，就错不到哪里去。标注词类开始时，著名语言学家宋玉柱和高更生教授，为我们捏了一把汗，说我们是闯地雷阵，但在具体工作中他们却是大力支持的。词类标注的成功，应是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

(四)继承、发展前人释义的方式和方法

释义质量的高低是反映词典水平的重要标准，要做好释义工作必须有科学的方法。王力先生很重视吸收古人释义的成果。他说：“先秦的人对于解释字义却往往是可以令人满意的。《论语》有一章是：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子贡所问的是终身可行的一个字(‘一言’即‘一字’)，孔子把‘恕’字说给他之后，跟着就给他一个注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以多字释一字，正合于我们的理想字典的条件之一。《孟子》里还有更明显的例子：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梁惠王》下)咱们现在如果要解释这四个字，也不能比《孟子》说得更明白。”王先生说：“字典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令人彻底了解字的意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咱们该使咱们所下的注解不含糊，不神秘，不致令人发生误会。”(《王力文集》，39卷38—39页)

王力先生认为要做好释义工作，编写出好的词典，必须有好的方法。他说：“中国有没有一部好字典？依我们看来，非但说不上好，连差强人意恐怕也还没有。《说文》一类的书，其可贵之处在于‘古’而不在于‘好’……近来各大书店每编一部字书或辞书也总要用几十个学者，费十年以上的功夫，而成绩之不满人意竟有如此者，这完全是因为缺乏方法。”对字典的释义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或直接采用的方法。王先生说，“除了不合理的方法需要批评的以外，我们所认为合理的方法，大概有下列五种”：“天然定义”“属中求别”“由反知正”“描写”和“譬况”，“现代世界上最好的字典，也离不了这五种方法”。我们不妨逐一领会一下王力先生概括出的这五种方法。(1)天然定义。“数目、度量衡和亲属名称之类，可算是有天然定义的”，如“尺，十寸也”，“孙，子之子曰孙”。(2)属中求别。“也就是在一个大类名之外再加上一个修饰成分，这就是我们所谓属中求别”，如“犊，牛子也”，“眉，目上毛也”，即它们分别属“牛”“毛”一类，但同其他同属中的“牛”和“毛”又有不同。(3)由反知正。“就是用否定语作注解”，如“假，非真也”，“少，不多也”。(4)描写。“凡属实物，皆可描写”，如“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5)譬况。“有些事物，不是描写得出来的；但是只要一举例，大家就明白了。关于颜色，最适宜于用譬况法”，如“黑，火所薰之色也”。上述五种方法，都是王先生从释义资料中总结出来的。正如他所说，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字典，也常用这些方法(以上见《王力文集》，19卷39－43页)。事实确实如此。如“譬况”法，现在的词典释颜色词“红”，仍然是“像血一样的颜色”。许多释义也常采用“描写法”和“属中求别法”。只是“由反知正”法一般不大用了，因为这种方法局限性大，同时释得不很准确。至于定义法，现在用得较多，除天然的定义外，更多是对事物属性或特征的概括，可以说在传统“定义法”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释义的方法由于时代的不同和学术的进步，现在方法更多，释义更准确到位。

王力先生在充分肯定前人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和缺点。如“文以载道”，就是在释义时按经学家的主观认识去理解词义，有的释义今天看来非常可笑。如：“青，东方色也。”“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焉。”我们不应忘记，在“文革”中词典编写也是要“文以载道”的，“阶级斗争落实到每条词的释义中去”就是典型的表现，比如释“刑场”，要列两个完全不同的义项，即“㈠革命先烈就义的地方；㈡处死阶级敌人的场所”。今天看来可能也同样好笑。那么，这种流弊今天在词典释义中还有吗？我认为偶然还可以见到。至于其他不足，今天词典中已经改进了。

王力先生认为还有两条注释词义时应该遵守的原则。其一，释义必须高度概括。词典义项的分合以及义项多少，必须受语言的事实和社会制约。断代性的词典，描写的是一个时代的语义，一个时代一个词语义的多少必有极限。一个词担负的义项太多，上下文无法加以区别，就必然影响语言的应用，所以王力先生在《诗经词典》的序言中说，如果“同一个时代、同一个词有五个以上的义项是可疑的(通假意义不在此例)，有十个以上的义项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有的断代词典中，一个词有二十多个义项，显然不符合语言使用中上下文区别意义的要求。其中有的义项可能是不存在的，要不就是随文释义缺乏归纳概括所致。我们注释遇到类似的问题，按王先生的教导处理。比如“倒”，一般词典列有“倒嗓子、倒胃口、倒牙”等，这三个用例中的“倒”不能随文释义设立三个义项，把它们的词汇义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某些器官)受到损伤或刺激致使功能变差。

其二，王力先生特别强调：“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个人不能创造语言。如果解释一个词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是一次见于某一部分或某一篇古文，这个解释就是不可信的。”所以王先生说：“我们编字典，一定不要好奇，不要标新立异，而要稳妥。新的见解除非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否则就不要用。因为字典是为大家立个典范，好标新立异，以致采用错误的说法，影响就很不好。还是稳妥一些好。”(《王力文集》，19卷56页)

自然，时代不同，释义方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对词的义素、义位的深入分析，语料库和信息处理技术等辅助手段使释义的方式更加先进，使释义更加准确。

(五)大胆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词典编纂的新路子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词典编纂的主体模式是：经费由财政部门拨，人员由组织部门调。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纂的运作模式则是新的，人员大多是志愿参加的退休教师、教授，经费上没有国家的拨款。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获得高效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纂运作是符合这个精神的，主要是想闯一条编纂辞书的新路。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团结一大批教授、专家和其他辞书工作者合作共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使编写组成为一个洋溢着团结奋进精神的集体。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最初立项时，我还在语文出版社任社长，编纂工作能正常运转，但自1995年卸任退休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编纂工作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计划经济时期由财政部门拨款、由行政单位统一调配人力的运作模式已不可能，只有另辟新途，编纂工作方可起死回生。于是编写组毅然改变过去的思路，采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作模式，以书养书，滚动发展，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字头部分编为《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先行出版，以便回收资金，作为继续编纂的经费；同时从市场反馈的信息中吸纳营养，筛选新的编纂项目，进一步提高编写的质量。人员配置和使用则全面采取面向社会聘请、自愿参加的方式，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各尽其能，开展工作。其间陆续出版的《小学生规范字典》《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中学生规范词典》等系列规范辞书，都是这种滚动运作模式的初期产物。实践证明，这种以书养书的滚动经营模式是成功的，系列规范辞书的编纂出版丰富了编纂经验，培养了编研人才，取得了社会、经济的双效益，为市场经济下辞书编纂闯出了一条新路。

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条。首先，要有一个奋斗的大目标，以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志。编写组以促进国家语文规范为目标，以编纂规范辞书为手段，聘请来不少愿为此作贡献的专家学者。编写组在经济困难时，除管吃饭外，其他费用靠自己的退休金维持。因大方向明确，项目有重要意义，所以大家工作、生活虽艰苦，但人人都奋进不息。大家说，编写组为发挥他们余热和聪明才智搭建了一个大舞台，创造了实现个人愿望的条件。

其次，要有适合当代这样特殊群体的组织管理方式方法。到编写组工作的不少人在单位都是受到重视的骨干、学有专长的人，名利对他们并不太重要，但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工作和谐。编写组在学术上和工作中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群体智慧，发挥个人特长，但一经形成决议就必须坚决执行。领导小组同志更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要知人善任，使大家心情舒畅，感到编写集体的温暖。我们牢记吕叔湘先生的遗教，编词典要集体一起干，否则体例都很难统一。我们20多年一直实行“三同”(同吃食堂、同住办公室、同在一起工作)。有人称我们是“另类”，但大家抛家舍业，心甘情愿。

再次，合理分配报酬也是让大家心情舒畅的必需措施。报酬既是物质财富，但更重要的是对个人劳动的尊重和承认。《出版人》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赞扬我们工作的热情和成果，但最后预言凡集体编书没有不因署名和稿费闹矛盾的，断言我们也会这样。所幸的是，20多年来，编写组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实行的是大致平等，略有区别的分配原则，以在编写组工作的时间和工作数量与质量为分配的标准。

结束语

后半生能与辞书结缘，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乐事。特别是退休20年来，能继承弘扬王力、吕叔湘等师辈们的辞书思想，把他们想做未做的事逐步付诸实践，能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愉快地工作，先后编出了30多种词典、字典，为国家的语文规范化贡献了余热，使晚年生活非常充实愉快。工作虽苦，但乐也正在其中！我当初选择词典工作是正确的。

我国辞书事业有悠久的历史。西方认定“荷马史诗难字表”是世界最早的词典雏形，实际上我国的词典《尔雅》比它早200多年，成书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盛世编典，正是如此。从清末开始，我国受列强的侵略，日益国弱民穷，再加上闭关锁国，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大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辞书事业的落后自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今天，可以预期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辞书小国(当时能拿出手的只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逐步进入了辞书大国，现在我国年均出版辞书600种左右。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我国必将从辞书大国进入辞书强国之林，王力先生所希望的那种供外国人学汉语的世界水平的好词典必将问世，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6年10月于北京